古代百姓的生活不可謂是戰戰兢兢水深火熱，在上要應付朝廷的苛捐雜稅，在下要應對天災人禍，尤其地痞流氓山賊流寇。這些打家劫舍絲毫不會顧及已經水深火熱的百姓疾苦，所以歷朝歷代對土匪的清剿從未停止，這些土匪之中也有許多響當當的名號，春秋之時的盜跖，唐朝時期的響馬，宋朝的“綠林好漢”，明清之際的“胡子”。

除了一部分天性泯滅的人在亂世之中趁火打劫以外，更多地還是生活所迫，也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當地的治安狀況與百姓的艱苦生活。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土匪背后的根源依舊發人深省。民間有句俗話說地是“山東出響馬，河南出蹚將”，響馬歷來惡名遠播，蹚將卻少有人知，但二者都是落草為寇的山賊。

一、山東響馬

顧名思義，“響馬”自然與馬有關，他們在落草為寇之前大多都是養馬之人，所以落草之后便利用這天然的優勢。古代的交通工具大多離不開動物，外出活動或趕路都離不開馬和驢，對中土百姓而言馬匹更是來之不易，而山東地處北方又與胡人接壤，馬匹因此容易獲取，大部分百姓都是依靠飼養馬匹以及販馬為生。

這“響馬”的叫法并非空穴來風，明朝時期，朝廷規定御用馬匹都由專門地區的百姓進行飼養，而被選中的地區便因此出現了許多養馬大戶，他們像其他地區歲歲交糧一樣每年上交朝廷指定數量的馬匹。然而古代戰爭頻發，尤其是邊境戰爭中胡人騎兵來去如風，為了能與之抗衡，朝廷需要的馬匹也隨時攀升。然而馬匹與糧食一樣，生產都需要漫長的過程，當百姓無力上交更多馬匹的時候，便要用巨額罰款以作賠償，兩者都交不上的便有牢獄之災。

常言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江南之患糧為最，河北之患馬為最”，足見明朝馬政逼良為盜的情形由來已久。百姓因之破產，為了求生只得鋌而走險，較為有名的是正德五年的河北起義，劉六、劉七、楊虎等人在直隸霸州文安縣一呼百應，一時間當地及周邊地區的流民、響馬匯聚數千人，與朝廷周旋三年之久，被官府直接稱呼為“響馬盜”。除河北以外，明朝馬匹民牧的政策在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等地同樣引發了多起起義，響馬一詞傳遍大江南北。

之所以稱為“響馬”，一是因為這些馬匹大多在脖子上系有鈴鐺，聽聞鈴鐺便知馬匪將至；二是他們常用響箭示警或呼喚同伴故而稱之。山東馬匪在山東的農民起義中常常充當中堅力量，在當地雖稱響馬，但時有敬意。值得一提的是唐朝著名的門神秦叔寶以及婦孺皆知的瓦崗寨眾好漢也都是響馬出身。

二、河南蹚將

響馬之所以家喻戶曉，與他在農民起義中的規模與作用密不可分，相較之下河南的“蹚將”就少有人知了，但他們在晚清之際的河南卻是最為活躍的一股土匪組織。之所以稱之為“蹚將”，這與他們原本所從事的工作有關。根據近代學者考證，蹚將最初被河南百姓稱之為“老湯”，他們大多都是數量龐大且有組織的流動打工隊伍，成員大多都是青中年農民，農閑的時候便從事修理、養護梯田和溝渠等農田灌溉的工程，故而稱之為“蹚匠”。但隨著工作量的減少以至于無事可做的時候他們便搖身一變成了桿匪，二者轉變在當時非常普遍，所以魯山當地的方言中“蹚將”也就成了土匪的統稱，傳到豫西南一帶便因“蹚”與“湯”同音而成了“老湯”。

結語

總的來說，無論是“響馬”還是“蹚將”，都是天下大亂時趁火打劫的土匪，只要危害了百姓都注定要被滅亡。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土匪卻截然不同，成了“成者王侯敗者寇”的典型，他們被朝廷欺壓逼得走投無路，以至于揭竿而起。這樣的歷史規律從未停止，如果在衣食無憂的太平盛世誰又愿意舍生忘死鋌而走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