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歷經(jīng)167年而滅亡，由其根深蒂固的體制缺陷而引發(fā)的三冗之患，自太祖趙匡胤建國以來制定的右文抑武國策開始，至宋欽宗靖康之難為止，大宋“積貧積弱”的狀態(tài)始終不變，無法有效解決，最終積重難返，戰(zhàn)敗亡國。

而大宋在覆滅之前，面對自身嚴重的積弊問題，還是做過補救措施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變法。不過最終卻宣告失敗，雖然沒能改變北宋走向滅亡的命運，但是卻將大宋王朝中深層次的、難以有效解決的核心問題揭露出來。而這一核心問題，不僅僅是趙宋一家的特殊問題，更是中國封建社會，歷代王朝始終都要面對的戰(zhàn)略問題——黨爭。

王安石

其本質上就是就是吏治出現(xiàn)了問題，就是約束和規(guī)制官僚隊伍的管理事業(yè)出了問題。這一問題在人治的封建社會里就會被異常放大。人是社會的核心樞紐，那么官僚隊伍就是國家機器運作的核心樞紐，加之崇尚右文抑武的理念，文官在經(jīng)濟、政治、軍事等領域就會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北宋三冗之患的關鍵，也就在于此處。

可惜，北宋官僚隊伍大面積腐化，在王安石推行理財措施時、在宋軍并夏戰(zhàn)爭中，其起到的阻礙作用遠大于積極作用，文官集團得不到削減、地主階級利益得不到重新洗牌，北宋的三冗之患就不可能徹底解決，在戰(zhàn)場上亦無法高效發(fā)揮宋軍戰(zhàn)斗力，城破亡國則是指日可待。

文天祥被俘

而北宋所面臨的黨爭這一吏治問題，從更高的維度上講，則是以儒家思想為治世指導的封建大一統(tǒng)王朝，在統(tǒng)治思想上天然的缺失法治精神。其以仁義為核心的禮治思維，對封建王朝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的建設都有著天然的阻礙性。官僚隊伍腐化墮落的問題始終難以有效規(guī)制，每每遇到經(jīng)濟危機，階級矛盾就難以轉移，農民起義頻繁。

隨著危機的異變，負面影響也就愈加深刻，社會弊病積重難返，政權隨之滅亡而新政權順勢建立，新政權建立又一次采用儒家思想治世，前代遇到的根本性亡國之原因仍舊得不到解決，政權再次破滅，又一個新政權崛起重新洗牌，繼續(xù)采用儒家思想治世……這種相繼更迭循環(huán)往復的政權變化現(xiàn)象都有一個共同問題那就是黨爭，基于這一普遍問題，中華歷代大一統(tǒng)王朝皆不過300年的現(xiàn)象就不難解釋了。

可以說，儒家思想毒害中華兩千余年，其罪過不可掩蓋更不可以美化，有就是有，錯誤之責，難辭其咎。然而也不能片面的將一切弊端全部推給儒家，今天不是過去，我們可以更加客觀理性的去認知儒學的功過，其能被歷代統(tǒng)治者不遺余力的支持，定是有一定的歷史現(xiàn)實原因的。

因為儒家思想相比法家思想，有一定的君權約束能力，在落后的封建時代，法家的弊端被放大，而儒家克己復禮的優(yōu)勢就得以發(fā)揮出來。

中國的封建社會之所以長期采用儒家思想作為統(tǒng)治之術，除了為避免法家亡秦的后果再次產生之外，最關鍵的還是儒家知識分子所主張的禮治，擁有法家所欠缺的君權約束能力，儒家以其克己復禮的核心思想直達治世的關鍵所在—人自身之上，使得君主以仁義之德約束自身言行，百姓以忠孝之禮指導自身立世。進而達到社會上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井然，安定團結，人人怡然自得，國運長久，天下大治。

且儒家的這種禮教治世方式，相比于秦朝對于君主無上權力的放縱，和嚴密控制百姓生產的法治來說，更具寬容和人道精神，不僅鼓勵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國家建設事業(yè)，還倡導政府對百姓輕徭薄賦、勸課農桑。更加為地主階級和底層群眾所支持，同時又順應歷史趨勢，符合社會秩序的變革需求。

亞圣孟子

而為了達到上述天下大治的目的，儒家知識分子們，提出了君主仁政的理想形態(tài)，正如孟子所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若要達到如此強盛的治世效果，君主只須順應天道，取仁義之法，行仁義之政，使之縱行于世，進而獲得臣民擁戴，臣民擁戴則令四方萬邦視之而無不順從，萬邦順從，則必無敵于天下。天下無敵，則世之秩序井然，社會蒸蒸日上、百業(yè)興隆。對于當時之帝王而言就已經(jīng)達到仁政的理想狀態(tài)，君主則可以垂拱而治。

故而君主若有安定天下之心，則須修身養(yǎng)性，以儒家思想克制自己言行情欲，影響自己為政為仁。古之大唐賢臣魏征就曾向太宗李世民進諫《十思疏》，強調為上者若想成就垂拱而治、國運長久之功業(yè)，必須居安思危、戒驕戒躁、賞罰分明，進而“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使“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令朝中“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君臣和諧則盛世必開，盛世開方能使得萬國衣冠朝拜大唐，歸順中華。

魏征與李世民論政

如果僅僅以仁義之道約束帝王行為就想達到治世，那么這肯定是幼稚且妄想的。儒家既然堅持禮治，那么治人才是相較于制約君權更為重要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所在。而治人就要直達關鍵之中的關鍵—知識分子。《中庸》曰：“君子動而為天下道，行而為天下法，言而為天下則。”只有將知識分子培養(yǎng)成社會的骨干精英，即君子，才能將仁義之德、圣賢之道傳播并影響統(tǒng)治者，才能將忠孝之義、榮辱之禮教化全民，最終才能保證社會興隆天下昌盛，治世不請自來。如王安石《王霸論》所言：“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

所以，培養(yǎng)人才至關重要。在這一任務上，儒家強調士人要有理想、有抱負、有追求，敏而好學、見賢思齊，修身養(yǎng)性。既能于平凡之中安貧樂道，又能于非凡之中守中從禮，任人生起伏，不墜青云之志，始終保持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高尚精神。使士人盡己所能謀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偉大功業(yè)。

孔子

試想，社會的核心若是被大量的圣賢君子所治理，那天下世人之品行何能不端正，君主又何能不奉仁義之道，諸產百業(yè)何愁不繁榮？故培養(yǎng)一幫持正義、行正道、事正業(yè)的人才，成為士之君子非常必要。不僅為世人提供學習榜樣，又能為國家提供賢能精英。

儒家知識分子的這筆賬算的確實精妙絕倫，可惜在當下時代都難以做到的君子要求，在封建社會之中，尤其是缺乏全面法治認知的封建社會之中，就更難以做到了。

儒家思想謀求王道天下，依仗圣賢君子，單純認為士人讀圣賢之書便可受教化而克己復禮達到人才標準，此實為幻想。殊不知達成君子的標桿要求，必須通過自身實踐以及師者指導才能將圣人智慧融會貫通。明朝大儒王守仁對此也十分認同，其言“圣學只是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必須“知行合一”。讀書更要配合身體力行，若孟子所言“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使自身的實踐與頭腦中的圣賢之道進行碰撞，如此方能成圣賢之道為君子之人。

奈何古來圣賢皆少數(shù)，士人群體又豈能百分百成為君子，君子比例甚小又怎能完成大規(guī)模批量化的精英培養(yǎng)？且世之踐行之法各不相同，心與力之所成亦有高低，在思維意識之上如何做到人人認同圣賢、人人踐行仁義？君子少數(shù)，士族與官僚內部就無法秩序井然，對于君主的約束和指導就不能保證路線方針一以貫之始終執(zhí)行。

向下教化同樣就無法達到秩序井然，社會各階層各家庭的天然力量參差不齊，如何保證人人成為遵紀守法、知足常樂的臣民？士族都做不到，更別提老百姓了。所以千古以來，儒學始終是被作為統(tǒng)治之術的一個輔助工具而已。官僚體系到底無法得到強有力的約束。

而到了北宋，儒家思想的治世弊端日益凸顯，對于皇權和官吏體系的約束效力逐漸式微，終其一朝，黨爭亂象不止。

中唐以后，門閥士族在藩鎮(zhèn)割據(jù)、互相混戰(zhàn)的形勢下走向沒落，儒家知識分子逐漸失去了保持強大優(yōu)勢的基礎力量。大宋建立后，趙家削弱宰相，弱化地方，壓制武將，集軍、政、財大權于一身。除此之外，北宋在統(tǒng)一中國的進程中對于其他割據(jù)政權的舊臣予以招降，甚至不削其官位田祿，與趙氏一族共享天下，皇權開始占據(jù)主導地位。加之宋廷右文抑武、廣泛取士、不抑兼并，寒門庶士階層逐漸崛起，稀釋著門閥士族在官場上的比例。士族約束君權的能力進一步遭到削弱。

隨著對外戰(zhàn)爭的結束，對于國家和社會的管理，庶士出身的地主階級力量超越了士族力量，達到了空前強大。文官滲透到各主流領域。龐大的官僚隊伍臃腫低效，內部裙帶關系交錯，貪污腐敗、行賄受賄，對外軟弱、敗多勝少，與底層百姓的階級矛盾日益加重。此時的儒家思想在治世這一方面上，其短板異常凸顯。

北宋士大夫

在這種國家體制的弊端面前，原本就無法達到大規(guī)模批量化培養(yǎng)君子的儒家，此時此刻，對于解決北宋的吏治問題，就更顯得蒼白無力。但是，大宋的仁人志士仍舊迎難而上，積極努力，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和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先后發(fā)動兩次變法，力求解決三冗之患帶來的積弊問題，以拯救于水火之中的大宋王朝。

可惜阻力巨大，勛貴朝臣、皇親國戚、寒門庶士不同立場卻同樣以現(xiàn)有體制為生存的保守派百般阻撓。慶歷新政中，范仲淹直擊要害，整頓吏治，對于官僚隊伍的職田進行重新劃分調配，對于貢舉人才嚴格審查，對于官吏升遷的磨勘進行嚴格篩選，尤其是官吏特權的恩蔭制更是嚴加限制、防止壟斷。朝廷頒布的命令若有違抗和怠慢，嚴懲不貸，他這樣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沒有率先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擁護下，其政策實行變的愈發(fā)被動，朝中守舊派大肆攻擊和造謠。甚至連仁宗都要躺槍，最終朝廷不得不停止改革。

到了王安石變法之時，其以范仲淹為誡，將矛頭避開官吏，而是在財政改革上入手。寄希望于經(jīng)濟的變化，在滿足龐大官僚隊伍的利益上，再進一步滿足朝廷、皇家、百姓、軍隊的錢糧需求。不得不說，這種思路非常大膽、超前。可結果是，步子邁得太大，引發(fā)的反對浪潮數(shù)倍于之前的慶歷新政。而原本就存在的官僚隊伍治理問題，在這一個改革的運動中，極盡其所能，不斷借題發(fā)揮，黨爭更加劇烈。最終在神宗的駕崩后，新法再也無法繼續(xù)下去。

北宋宰相范仲淹

而實際上，北宋的積弊問題，在慶歷新政中就已經(jīng)找對了解決方向，雖然兩次變法的側重點不同，但都無法避開解決官僚隊伍建設這一問題。他們或多或少的也在入手處理，卻對于近在眼前的解決辦法視而不見，仿佛是遠在天邊一樣。

盡管這樣，宋人仍舊要強于前朝歷代知識分子。他們對于儒家理想的且不切實際的君子治世方式認識的更加深刻。因為儒家大規(guī)模培養(yǎng)君子的理想目標，歷代以來從未達到，反而黨爭不斷。而理想目標的不可及性，亦從側面上表明士人在能力上具有參差不齊的天然性，而這種天然性又肯定了士人朋黨斗爭的不可改變性。且春秋時代的孔子也毫不避諱，其言“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雖然沒有正面指出黨爭的客觀性存在，但從側面也反映了朋黨古已有之、不可消除的必然性。

在面對儒家思想的朋黨思維這種弊端上，宋代的士人擁有不同以往的新視野，歐陽修曾正面表示：“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黨爭問題在宋代得到了相對客觀的認知。同時他還認為自古“興亡治亂之跡”亦因于此，基于黨爭的客觀性，他進一步提出“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黨爭既然天然存在，何不因勢利導，為正義所用。

他這一觀點，足以代表同時代主流知識分子對于黨爭的看法，并且表明黨爭不可怕，黨爭不受控制、不加選擇、亂象叢生、影響國家政治生活才是最可怕的。

歐陽修

而這一客觀問題，之所以歷代都不去正面且積極的認知，卻在宋代得到了解釋，主要是宋代的官僚體系之龐大、吏治問題之嚴重是前所未有，朋黨斗爭的擴大化也是史無前例，已經(jīng)到了無法回避的地步。北宋時期，趙家崇文抑武的既定政策將中國的傳統(tǒng)文人推到了頂峰，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對于文臣優(yōu)待有加。地主階級文官和士人充斥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主流領域，其吏治問題，自然就使得宋代成為宋以前以及宋之后均不可比擬的最強狀態(tài)。

且龐大的官僚隊伍也未必百分百都是壞事，對于社會的發(fā)展來說，龐大的精英庫，使得新思想有了孕育的可能。當時的的文藝復興運動也相繼爆發(fā)，深刻影響著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對于官吏管理的建設，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和飛躍性的提升。

值得思考的是，他們雖然認識到了官僚體系中，不同政見、不同利益、不同處世之道的士人產生相吸或相斥，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天然現(xiàn)象，但是并沒有進一步深入闡釋，又止步于義利之辯前，認為朋黨有君子與小人，義與利的“本質”區(qū)別，未能正確發(fā)展朋黨組織，優(yōu)化朋黨組織。

北宋汴京保衛(wèi)戰(zhàn)

使得宋廷官僚仍未突破儒家思想的局限，其朋黨斗爭不過是對義利問題的延伸發(fā)展，朋黨組織也沒有發(fā)生質變。當時中國積累的一千多年來的士大夫斗爭，從私爭到政爭，再從政爭到私爭，始終沒有步入到政黨之路上。官僚隊伍的本質問題即吏治就不能有效的解決，北宋滅亡的歷史命運成為了既定。

北宋黨爭的天然缺陷阻礙著大宋吏治事業(yè)的積極建設，吏治的混亂，在兩次變法中愈發(fā)強大，弱小的君子力量上不能始終如一指導皇帝并約束君權，下不能引導官僚隊伍走向正軌，最終腐敗和亂政取得了勝利，靖康二年，趙家亡于女真。

儒家思想對于經(jīng)濟發(fā)展和對外戰(zhàn)爭不具有優(yōu)勢。相比于法家難以做到兵農合一、耕戰(zhàn)合一，本質上缺乏“一切皆決于法”的精神。

在王安石變法之時，反對派對于中國的經(jīng)濟危機，竟然仍舊沿用一千多年前的與民讓利、休養(yǎng)生息之政策。如司馬光所主張的“損上益下”原則。對上要“養(yǎng)之有道，用之有節(jié)”，要求皇室節(jié)約錢糧，減少對官員的賞賜，減少公室大興土木、豪華活動的費用支出；對下則要“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要求朝廷輕徭薄賦、緩刑舍禁減輕百姓課稅負擔。以達到固本正源，使“農工商賈皆樂其業(yè)而安其富”，國家財政稅收就可以取得豐厚收獲。

但是這種原始的經(jīng)濟思想，在“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偽冒習以成俗”的神宗時代，既不能阻止地主階級和士大夫繼續(xù)巧取豪奪，又不能解決商業(yè)中假冒偽劣擾亂市場的商業(yè)亂象，階級矛盾根本就不能得到緩解，經(jīng)濟危機毫不受影響的大步前行。

而改革派在主導朝政期間，又不能放棄所謂的王道之政，采用耕戰(zhàn)主義。將國內一切力量動員起來，削減官僚隊伍、再分配土地和糧食、精簡軍隊，使得宋朝搖身一變激情洋溢，對外擴張如饑似渴。儒家思想治世本身具有的局限性不僅使得大宋滅亡的命運無法扭轉，亦令中華錯失了改變文明走向下行的歷史窗口。

宋元襄陽之戰(zhàn)

兩千年以來，自秦亡之后，中原很少抵擋得住北方草原的侵襲，也無法突破不過300年的怪異興亡周期，甚至在科技發(fā)展與產業(yè)升級上愈發(fā)落后，固步自封。儒家于亂世不能除暴安良，于治世不能解決經(jīng)濟危機，于歷代王朝之中又無法從上到下規(guī)制皇權與官僚體系。

再上一層來說，不采用法治思想統(tǒng)治國家，就無法趨近科學治國的正確路線，在對外戰(zhàn)爭時，在面對經(jīng)濟危機時，在處理朋黨斗爭時，在生產技術與科學文化創(chuàng)新上，就無法正面的、有效的、持續(xù)向前的推行解決問題的措施。尤其是在政治上對于吏治缺乏有效規(guī)制，無法將其通過法制進行引導。不能產生政黨組織和議會機構，進而有制度有規(guī)則的使用權力。

漢朝因為不堅持法治，最終無法穩(wěn)定住皇權、無法規(guī)制住外戚和宦官，致使皇權旁落，被曹魏滅亡。

唐朝同樣的不堅持法治，無法穩(wěn)住皇權、規(guī)制不了官僚黨爭、官宦專政，最終皇權旁落、軍閥割據(jù)，被朱溫一舉滅亡。

到了宋朝就是無法壓制皇權、規(guī)制不了官僚黨爭、最終君主與官僚腐敗無能，被蒙元滅亡。

明朝仍舊是不堅持法治，中后期稅收管理紊亂、閹黨專政、東林黨爭，政治腐敗一塌糊涂，對外作戰(zhàn)與對內鎮(zhèn)壓上戰(zhàn)斗意志不徹底，終被金人入關滅亡。

清朝同宋朝一樣，無法壓制皇權，無法規(guī)制黨爭，清廷與其官僚隊伍腐敗無能，亡于革命黨人。

清末洋務派黨人

而今步入共和時代，講民主講科學，法治已成為人類共識。然從本質上講，官場的權力制約，仍舊缺失不了人治。只要有人在，約束人的行為，自律克己任何時代都不落時，在任何時代亦都有積極意義，不受時空和階級限制，古往今來，始終不變。過去的封建社會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單純依靠人治，自然的其弊端也是非常明顯。

我們沒必要跟落后的時代較勁抬杠，之所以今天發(fā)達，就是因為我們可以以更加理性客觀的認知，全面深刻的建設現(xiàn)代社會，法治是必須，而人治同樣需要，人治若不發(fā)達，法治的強大能力也就不能發(fā)揮出來，二者是相輔相成，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如果人不持正義、謀正道、事正產，試問，法治社會還有什么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