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父子都是書法家的情況并不少見，比如三國時期的鐘繇和鐘會父子，又比如唐朝時的歐陽詢和歐陽通，再比如宋朝的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但是，最出名的還應是東晉時期的王羲之和王獻之父子。王羲之自不待說，被后世尊為書圣，其實王獻之也被尊為書壇亞圣，與父親并稱為“二王”。而且，王獻之的名氣一度超過父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更被世人認可。

就是因為王羲之和王獻之的名氣太大，盡管都是從事同樣的工作，即便是不懂書法，對歷史也不精通的人，也不至于將他們弄混。但是，許多朋友會向小玨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王羲之和王獻之明明是父子，名字里面卻都帶有一個“之”字，難道東晉時的人不需要避諱嗎？

那當然不是，避諱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現象，它是指在說話和寫文章的時候，遇到君主或尊親的名字都不直接說出來，而是采取其它方式回避，以表尊重之意。在古代的避諱方式很多種，但基本上都是遵循著“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總原則。

避諱到底是從何時開始，并不明確，但在唐宋和清朝達到兩次高峰。這并不是說其它朝代不重視避諱，而是沒有借此成為黨同伐異或者文字獄的手段而已。在晉朝，著名的避諱故事就有不少。

比如當桓玄被任命為皇太子洗馬時，許多朋友前去道賀，他也設宴接待。結果在席間，有位客人嫌棄酒涼，要求溫酒。不料桓玄聽說之后，竟然大哭起來。原來，桓玄的父親就叫做桓溫，溫酒這個詞犯了桓玄的家諱，偏偏不知者不罪，桓玄只能自己哭泣。不過場面立即非常尷尬，客人只能道歉告辭，宴會也不歡而散。

又比如在當時，朝廷任命王舒為會稽內史，卻遭到了拒絕。王舒的理由非常簡單，他的父親叫做王會，他應該避諱，所以說什么也不去上任。結果朝廷也很遷就他，將會稽臨時改名為“鄶稽”，這才促成王舒的走馬上任。

另外，我們所知的王昭君又被稱為明妃，并不是當時漢朝朝廷給的封號，而是因為晉朝人在記載史書中要避司馬昭的諱而加的。可見，當時東晉的避諱風氣也是非常講究，而且形成了相當規范的一套制度。那么，王獻之為什么不避諱？

其實，王羲之一共有七個兒子，這七個葫蘆娃的名字中都帶有“之”字，分別叫做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不光如此，王獻之本身沒有親生兒子，他將王徽之的兒子過繼為嗣，而這個兒子的名字叫王靖之，也有史籍記載為王靜之。不管是哪個名字，肯定也帶了個“之”字，并沒有避諱。

再研究深入點，王羲之同輩中有12人的名字中帶“之”字，子侄輩有22人的名字帶“之”，孫輩中有12人帶“之”字，曾孫有13人名字中帶“之”字，玄孫中有9人名字帶“之”字，即便到了五世孫，還有4人名字中帶有“之”字。可以說，這個“之”字竟然是家族共享，想用就用。

其實，陳寅恪先生很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在《崔浩與寇謙之》一文中明確表示：這并不是疏漏，而是因為王羲之家族信當時天師道，在那時候的信徒中，這個“之”是暗號、徽章。

說實話，這個問題并沒有記載在古代史料之中，正史沒有提及，文人筆記也沒有涉及，陳先生的這個觀點可謂十分新穎，卻又石破天驚。可惜的是，陳先生只是順便提到，并沒有做詳細的論述，更沒有論證過程。

但是，我們發現，在整個六朝或者南北朝時期，名字最后一個字為“之”的人比比皆是，并非王氏家族的特有。南朝名將陳慶之、杰出的數學家祖沖之、晉著名畫家顧愷之，其它大族中沈氏家族的沈攸之、沈演之、沈慶之。哪怕是司馬皇族中也有司馬尚之、司馬恢之、司馬允之、司馬休之、司馬楚之、司馬景之。

因此，陳寅恪先生的推斷是有相當大的可信度。也許，這個“之”字，就是在當時代表自己的地位或宗教信仰。就像荷蘭人名字中的“范”，法國人名字中的“德”，德國人名字中的“馮”，都是貴族身份的象征；就連近鄰日本女性名字中某某子，在大正時代之前，只有宗室的女兒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