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初，身體一向不怎么好的宋哲宗病逝，他的弟弟趙佶在向太后（宋神宗之妻，所生之子早夭）的力主下，成為新的皇帝，即宋徽宗。

宋徽宗是后來導致宋朝失去半壁江山的罪魁禍首之一，“靖康之變”的最主要責任人，以此看，作為皇帝，他是極度不合格的。

可縱觀宋徽宗當上皇帝后的行為，他又不是那種完全不懂政治，不懂治國的庸才，只能說他把自己的聰明，更多的放在了藝術能力的提高上。

宋徽宗剛登基時，才18歲，但他的政治思維和手段卻一點也不像18歲。

他知道自己并不能服眾，比如宋哲宗最信任的宰相章惇就不贊成立他為帝，這至少代表著相當一部分重臣的想法。

而他能甩開其余的幾個兄弟當上皇帝，完全是因為向太后的緣故。

所以，他在剛登基，根基未穩時，毅然建議讓支持自己繼位的向太后臨朝稱制。

《宋史·欽圣獻肅向皇后》中記載：“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

這個建議，除了報答向太后把他捧上位的恩情外，也是讓自己暫時可以退居幕后，適應一下身份的轉變。

而且，還能有利于他觀察朝堂上的動態，保持一個中立的政治態度，不作出任何重大的政治決策，讓底下的官員也能慢慢適應。

要知道，北宋朝堂因此前的“王安石變法”，已經分裂成好幾派，其中爭斗最厲害的，就是支持變法的新黨和反對變法的舊黨。

而向太后，是屬于舊黨行列的，她臨朝稱制后，馬上就把新黨貶斥在外的官員召回來一批：“凡紹圣、元符以還，（章）惇所斥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

但宋徽宗卻是支持變法的，他的政見跟向太后完全不同。

他畢竟是宋神宗的兒子，宋哲宗的弟弟，這兩位先皇都是變法派，宋徽宗也有意恢復父兄舊制。

在這種情況下，宋徽宗卻能在自己已經成年的情況下，把權力暫時交出去一部分，還是交給跟自己意見不同的向太后，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他在給自己學習的時間，這個時候的宋徽宗，對政治的興趣，應該是大于對藝術的。

宋徽宗當上皇帝后的第二年，向太后駕崩，這時的宋徽宗才全面接手朝政，并于次年改年號為崇寧（即崇尚熙寧變法之意，熙寧變法就是王安石變法）。

已經基本熟悉了情況的宋徽宗起用蔡京（本屬于新黨）為相，并配合蔡京，用比較嚴厲的政治懲罰行為，一舉結束了此前長達三十余年的黨爭。

除了不殺人，基本上能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雖然有些殘酷，卻讓北宋朝堂回到了一個比較正規的軌道上。

除了不殺人，基本上能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雖然有些殘酷，卻讓北宋朝堂回到了一個比較正規的軌道上。

此時的朝堂上，才少了許多無謂的爭吵，蔡京在宋徽宗的支持下，才得以順利推行各項政策（有的好，有的壞，但卻能不受阻礙地推行）。

除用比較強硬的態度解決上層的政治紛爭外，宋徽宗對基層士人，以及底層百姓的拉攏，也是不遺余力，并產生了相當良好的效果。

他在蔡京的建議下，在宋朝各縣都興辦學校，并允許在各縣學成的士子，都可以經過考試或舉薦，到京師的太學繼續深造。

直至他們學到考取進士的本領，或直接做官的本領。

僅此一項政策，就盡收天下讀書人之心，宋徽宗時期，太學最鼎盛時，太學生的數量超過二十萬人。

這些包含全國精英在內的士子們，是宋徽宗的絕對支持者。

即使后來宋徽宗頒布一些害民的政策，這些士子們也只會把批評的矛頭對準朝堂上的群臣，認為是他們蒙蔽圣聽，而不會認為是宋徽宗的錯。

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的八月至九月，宋徽宗還連續下詔，宣布在全國各地，給窮人建立免費的醫院和養老院。

《續資治通鑒·卷第八十八》中記載：“八月......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諸州縣并置......九月......京師置居養院，以處鰥寡孤獨，仍以戶絕財產給養。”

這個舉動，又讓他獲得了大部分民心。

如此一來，朝堂上因消除了黨爭，能夠正常處理國事，未來的官員（太學士子）和民間的百姓，也都成為宋徽宗的支持者，從上到下，形勢絕對一片大好。

這就是宋徽宗登基之初，給自己造就的極好的政治氛圍，而這些，都是在極短的時間內辦成的。

所以宋徽宗絕對是個聰明的皇帝，能力很強，政治手段高超，在他繼位之初的頭幾年，他的聲望在全國是極高的。

如果宋徽宗是如他的父親、宋神宗那樣，只為宋朝強大操心，拋開個人部分私欲的話，以他登基頭三年施展的手段來看，他其實是比宋神宗、宋哲宗厲害得多的皇帝。

如果能一如既往，他有可能做到許多前任皇帝們想辦卻沒有辦到的事。

可惜啊，宋徽宗這個皇帝，是越到后面越不像皇帝。

他想象中的“豐亨豫大”（形容太平盛世，國家、百姓都富足），在繼位之初確實基本辦到了，只不過，到了執政的中后期，“豐亨豫大”就變成了他一個人的享受了。

才干及政治手段，在宋朝皇帝中屬于上游的宋徽宗當上皇帝，是他自己的不幸，也是宋朝的不幸。

參考文獻：《宋史》《續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