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朝“大案”里，爆發于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藍玉案”，公認是極度血腥殘忍的一樁。

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初八，戰功卓著的明朝“涼國公”藍玉突然被逮捕下獄，兩天后就被處決。六十五歲的明太祖朱元璋，接著又掀起一場空前風暴：“追查藍玉余黨”的酷烈行動持續數年，數萬文臣武將被定為“藍黨”，其中被殺兩萬多人，馮勝、王弼、傅友德等名將都慘被株連，另外還有大批公侯勛貴及其子弟。經過這場折騰，昔日遍布明初朝堂的“淮西勛貴”，幾乎被一掃而空。

如此殘殺，也叫后世不少“野史粉”憤憤不平：曾經橫掃漠北，在捕魚兒海“團滅”北元的大將軍藍玉，怎么就這么乖乖坐以待斃呢？難道就不能扯旗造反，和“濫殺功臣”的朱元璋真拼一場？

其實，這事兒藍玉早想到了，他還真打算“搏一搏”：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時，他就把曹震、朱壽、何榮等親信叫到自己私宅密謀，打算在次年二月二十五日正式造反，打算到時候糾集“二三百貼身好漢”發起突襲，一口氣篡奪大明江山。誰知還沒動手，就被朱元璋逮進了牢里，其同伙也一個個落網，先前的“造反計劃”也被錄了口供，編入了記錄藍玉“造反罪狀”的《逆臣錄》里。

但如此“造反計劃”，也叫多少“野史迷”們連呼不信：藍玉可是手握重兵的明朝大將軍，還創造了中國古代戰爭史上經典的“捕魚兒海奇跡”。這么一個戰神級人物，造個反竟然只能湊二三百人？計劃也這么簡單粗暴？但事實上，在朱元璋在位時造個反，能湊個兩三百人，確實已經很不容易了！

“藍玉案”發生時的洪武二十六年，正是明王朝的“衛所制度”日益成熟的年代，大明全國的一百二十萬軍隊，被劃為了內外三百二十九個衛所，每個衛所都配有專門的屯田。以朱元璋的話說“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軍隊的經濟命脈，牢牢由明王朝掌控。

而“衛所制”下，明王朝的“統兵”“帶兵”，也是有嚴格的制度：五軍都督府統領天下衛所，彼此還不相統屬，調兵的權力卻在兵部，沒有兵部的命令，就算你是大將軍，一個兵也別想調得動。所以當年“老相國”李善長找信國公湯和借三百個兵蓋房子，湯和愣是一個兵沒敢借——不是舍不得借，而是大明制度在這兒，借不得！

放在藍玉身上，能湊齊“二三百貼身好漢”，已是相當的不容易。琢磨出這么個簡單粗暴的“造反計劃”，也是有多大鍋下多大米。但即使這樣，還是不出意外撞上了朱元璋的槍口，還被朱元璋以此為由頭掀起大案。

那么問題來了，哪怕此時勛貴里最兇悍的“戰神”藍玉，都能被朱元璋輕松拿捏，為何朱元璋還不依不饒，非要以屠戮上萬的代價，把這群“勛貴”往死里治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藍玉的“作”。以軍事能力說，戰功累累的藍玉足以與徐達李文忠等“明初老牌名將”比肩。但以日常表現說，比起低調做人的徐達李文忠們，藍玉卻是長期高調：平日就經常侵占民田，日常的起居物品都用金銀器，屬于嚴重“違制”，身邊養著幾百個奴仆，各個如狼似虎。而在立下“捕魚兒海大捷”后，藍玉更是“作事兒”辦了一筐：回師的時候路過喜峰口，因為嫌當地小兵“開門”慢，竟直接破關而入……

這類事情，隨便一條，都犯了朱元璋的忌諱。但藍玉的身份還特殊：他既是明初名將常遇春的內弟，常遇春女兒成為太子妃后，他自然又成了太子朱標的舅爺。由于他與太子朱標關系密切，所以這類“作事兒”，當年的朱元璋每次都只是“切責玉”。但等到太子朱標英年早逝，新“繼承人”是年幼的“皇太孫”朱允炆。一個軍事能力強大且飛揚跋扈，且是“皇太孫”舅爺的藍玉，自然令朱元璋忌憚——萬一自己不在了，“皇太孫”能鎮住他？

而與藍玉一樣令朱元璋忌憚的，更是藍玉背后的“淮西勛貴”勢力。

作為明朝開國的“從龍功臣”，洪武年間的“淮西勛貴”們，很快發展成了強大的勢力。勛貴“違制”“違法”早就是常事。雖然經過胡惟庸案，大批“淮西勛貴”們獲罪被殺。但藍玉、傅友德、馮勝、王弼等手握重兵的名將們，卻依然風頭正盛。雖然在明初的軍事體制下，他們縱是“手握重兵”也掀不起風浪，可朱元璋想到的，恰恰是自己的身后事。

所以，“清理勛貴”這事兒，并非朱元璋借著藍玉案突然襲擊，而是朱元璋長期的布局：太子朱標健在時，特別是1380年至1388年之間，朱元璋就用溫和手段，動員“勛貴”們放棄權力。1388年時，朱元璋還“以天下無事，且憐憫諸將老”，勸慰不少“勛貴”們回家歸養。而在太子朱標去世后的1393年，朱元璋卻又把臉一翻，掀起空前殺戮。手段不同，目的都一樣。

幾位“幸存”勛貴的“逃生過程”，更體現出了朱元璋的算盤：“一個兵都不借給李善長”的湯和，主動請求“退休還鄉”，朱元璋不但給他在鳳陽老家蓋了大宅子，還送來大筆黃金白銀做禮物。武定侯郭英和曹國公李景隆，也是連忙交出自家名下的宅院和佃戶。這幾位，也都在“藍玉案”里一切平安。

值得一提的還有郭德成。這位朱元璋的“親舅子”，開國后啥官都不要，就只求天天有酒喝，還常陪朱元璋喝酒。“藍玉案”發生后，郭德成更是干脆剃了光頭穿上袈裟，天天縱酒狂歌。就以這“放蕩不羈愛自由”的方式，落得“以功名終”。《皇明傳信錄》里也記載，對郭德成這“愛自由”的做派，朱元璋也曾感慨：人人都像郭德成這樣，我就能少動大刑了。

軟的硬的，喝酒殺頭，朱元璋所有的算盤，根子上都是為“老朱家”的皇權。也正是經過一連串軟硬兼施的折騰，明初的“勛貴”們幾乎一掃而空，洪武年間“存者不及三四”，一直到嘉靖年間時，也不過“勛臣六十五人，公六人，侯二十二人”。這群朱元璋眼里的“大威脅”，基本被廢了武功。

不過，饒是朱元璋算盤打得再精，他也絕想不到，到了明朝亡國前后，這些被“廢了武功”，且享受了明朝近三個世紀“國恩”的勛貴們，會是怎樣的表現。

先說崇禎年間：面對明王朝內外交困的歲月，急紅了眼的崇禎皇帝，也把中興大明的希望寄托在勛貴們身上，比如定國公徐允禎就“掌左軍都督府”，成國公朱純臣“兼領天子之禁軍”，襄城伯李國楨“提督京營”，一個個都位高權重。可這群蜜罐里長大的“勛貴”們，又哪有半點祖先的英風？除了借機發國難財，就是“縱兵肆掠”，貢獻基本是負數。待到李自成攻打北京時，深受崇禎信任的李國楨更帶頭賣身投靠，亮瞎了多少大臣的眼。

對這幫“勛貴”們，李自成農民軍也沒客氣，以《后鑒錄》的統計，李自成在北京“追贓”了七千萬兩白銀，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包括勛貴在內的“侯家”們“貢獻”的，可見這幫人雖然“廢了武功”，卻一直沒少當蛀蟲。對“投降很積極”的李國楨，李自成也毫不客氣。發出了一段鞭辟入里的怒罵：“汝受天子重任，寵逾于百僚，義不可負國恩。既不能堅守，又不能死節，靦顏受縛，意將何求？”

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聽到這段罵聲，不知會作何感想——他生前千防萬防的勛貴們，就以這墮落加速度的方式，成了明朝滅亡時，一群貽笑千古的蛀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