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任宰相，在他之后，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從此消除了中書省對皇帝權力的約束。按照誰得利誰作案的原則，可以推定胡惟庸只不過是朱元璋廢相鏈條上眾多的犧牲者之一，這大概也是胡惟庸有無謀反之所以成為謎團的原因之一。

幾乎歷任新皇開國都少不了一場對老臣腥風血雨般的大清洗，朱元璋更是做到了“極致”。他以血腥的氣息告訴世人，僧人皇帝可出世亦可入世，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將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間。

胡惟庸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他的布局從劉基(劉伯溫)就開始了。劉基是那個在建國前為朱元璋獻上戰略方針的謀士，他建議朱元璋“先滅陳友諒，后攻張士誠，統一江南，再上滅元”；是那個建國后為大明王朝可以掏心窩子的明朝“魏征”，當朱元璋向他詢問丞相人選時，他說楊憲有才，但氣度不夠；說汪廣洋褊淺，比楊憲有過之而無不及；說胡惟庸會推翻朱元璋的“車”。

朱元璋讓他做宰相，他說“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恐辜負您的一片好心。天下其實人才濟濟，要明主仔細去發現了。至于目前諸公，確實沒有合適的。”沒過多久，胡惟庸就接替李善長做了宰相。

由此，劉基才發現自己走入了一個兇險游戲，他可能被朱元璋出賣，胡惟庸可能已將他列入黑名單。于是，劉基在洪武四年選擇急流勇退，回青田老家避禍，以度余生。

但胡惟庸終究還是沒放過他，他向朱元璋上報說，劉基在老家找到一塊有“王氣”的風水寶地以建造自己的墳墓，其心可恨又可殺。當然這是無稽之談，但朱元璋恐怕要的就是這種效果，新朝的政治斗爭在他有意無意的導演下驚心動魄地展開，他抓住官員之間相互攻奸的機會，借胡惟庸之手除掉了劉基，由此揭開新朝政治大清洗的序幕。

但胡惟庸恐怕也沒想到，下一個就是他。劉基在洪武八年神秘去世，五年后，朱元璋將矛頭對準了時任左丞相的胡惟庸。而在此前，楊憲在洪武三年就死于淮西集團頭目李善長的誣蔑之下，洪武十二年右丞相汪廣洋也被賜死了，接著朱元璋可能認為罷中書省的時間到了。

胡惟庸深諳為官之道，但關鍵時刻還得看貴人運如何。李善長就是胡惟庸的官場貴人，在他的引薦下，胡惟庸一路青云直上，終于在洪武三年入駐了中書省，出任參知政事。洪武六年，右丞相汪廣洋被出遷廣東，胡惟庸以中書左丞“獨尊省事”數歲，七月代替汪廣洋升為右丞相。

洪武十年九月，遷為左丞相，汪廣洋仍出任右丞相，但自打汪廣洋洪武六年被遷出后，實權就落到了胡惟庸手里，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為止，做了長達七年的丞相。

胡惟庸的起家與李善長關聯很大，李善長是皇親，臨安公主嫁得是李家兒子李琪，而胡李兩家人又認了親戚，因此，胡李二人來往甚多，楊憲之死，胡惟庸就是獻讒言的那個人。再到后來，李善長也成為朱元璋的刀下鬼，都牽扯到了胡惟庸。

胡惟庸不論從人品，學識還是才干，都比不上劉基，而他之所以成為丞相很大因素在于，朱元璋早就擺好了一盤大旗，那就是罷中書省，廢丞相，將所有的權力全部歸結到皇帝手中，不再有人對朱家人指手劃腳。

胡惟庸一直以為自己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在朝中有恃無恐，尤其在劉基死后，已不按正常上奏途徑行事，內宦外室及各司上奏的文件，都先拿來自己翻閱，對自身不利的就擱置一邊。四面八官急于升官的文武大臣，爭相向其獻媚，并以重金賄賂他，幾乎掌握了官員們的生殺大權。

一時間丞相的權勢炙手可熱，恩威震主，對君權威脅極大。朱元璋不得不加快“罷中書省，廢丞相”的步伐。丞相制度在歷史上延續了一千年多年的時間，繼爭奪相權的相互激烈傾軋之后，接下來的就是更加殘酷的君權與相權的斗爭。

朱元璋在發起討伐胡惟庸之前，在洪武九年，就對地方行政體制進行了改革，改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相等官，高布政使一員，又增改了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各司對六部和皇帝負責。這樣，中書省便有名無實，丞相的權力隨之被削弱。

到了洪武十年左右，發生了“奏言實封直達御前”和“諸司奏事勿關白中書省”兩件大事，表現出了朱元璋的權力焦慮癥和對官僚機構及官員們的信任缺失。這對胡惟庸來說已是非常危險的信號。

胡惟庸當然不可能無動于衷，是坐以待斃還是鋌而走險，他選擇了后者，君權與相權的斗爭終于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朱元璋多次問責胡惟庸，胡已感到萬分恐懼，在這種情況下，胡惟庸為保命，糾集一伙人起來謀反，也在情理之中。胡惟庸還沒來得及起兵造反，后院已經起火了。

《明史》記載胡惟庸的兒子墜死車下，胡惟庸殺挽車者。《明史紀事本末》又說是馬死，胡惟庸殺挽車者；《國榷》則說是“誤踐人死”，說法不一。不管如何，朱元璋對這一事件發話了，“命償其死”，這更加劇了雙方的矛盾。

洪武十二年，汪廣洋被賜死，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謀逆罪誅左丞相胡惟庸，“夷三族，盡誅其僚黨”。多名官員涉案，被殺之人多達1.5萬。

胡惟庸被殺后，朱元璋發布了一道具有歷史意義的旨令：罷除中書省，從此不設，廢除左右丞相及其一切屬官，只保留中書舍人一職，并為朱家后嗣皇帝立下規矩：“以后嗣君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奏請的，置之重典。”，而且還被錄于《祖訓》當中，成為明王朝始終奉行不渝的圭旨。

朱元璋以建立一個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社會為目的，而以丞相為首的中書省分散了皇帝在行政上的權力。他不讓劉基當丞相，就說明他根本不想再設丞相了。而胡惟庸一案只不過是將廢相的時間表提前了而已。

目前為止，沒有發現胡惟庸謀反的直接證據，但從雙方的政治斗爭邏輯分析，可以說胡惟庸謀反是有其必然性的。

胡惟庸死后，朱元璋的殺戮并沒有停止，洪武二十三年，年已77歲的李善長及其家族七十余人因涉及胡惟庸案而被誅。本年度因李善長案而被株連的官員高達三萬余人，帝國一時間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下。

但高潮還沒有來到，朱元璋借口肅清逆黨的殺戮行為還在繼續，下一個出局的人是藍玉，同樣以謀反的罪名被誅殺，通過藍玉一案，朱元璋幾乎把跟著他打天下的將領一網打盡。

通過胡惟庸案，李善長案，藍玉案，朱元璋幾乎讓百分之八十的開國功臣去了西天，最后連徐達也沒有放過。

如果說殺胡惟庸是在奪相權，那么之后一系列的殺戮有功之臣，這無疑是在奪軍權啊。最后，朱元璋終于如愿以償的集三權于一身，從此每日埋頭于工作中。據《春明夢余錄》記載，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閱文件約20萬字，處理事務400多件。

可以說，朱元璋在制度殺戮中成功殺死了制度，但在某種意義上也等于在自殺，將自己淪為制度下的奴隸，讓我們“祝賀”他吧，終于圓了皇帝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