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靖康之變”的原因，所以宋徽宗一伙在后世成了小丑一樣的角色，所以宋徽宗聽到金國南下，直接退位當太上皇，并且率眾南逃的行為，自然就是無腦的行為。

這樣看北宋末年的歷史，自然有一種說不出的優越感，似乎隨便放個初中生在皇位上，表現都比宋徽宗強。

實際上，持這種觀點的人，恐怕連北宋政府當時在干什么都沒弄清楚。

聽到金軍大舉南下，宋徽宗為什么要退位？甚至還要南逃呢？

當時的情況是敵強我弱，有三種戰略是可以被用到的。

第一種戰略是空間換時間；

第二種戰略是敵進我退；

第三種戰略是防御戰略。

這三種戰略被某些人吹得神乎其神，無非是因為當事人控制著話語權。因為這三種戰略，拉出個幼兒園小朋友也懂的，不就是看到比自己厲害的人，打不過就跑，打不過就躲在家里別出去嘛！

所以呢，北宋君臣自然也懂這種戰略，放到相關情景之下，這根本不用教就能明白。

問題是，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輿論，就不能公開宣揚這種戰略。

一切是顯然的，面對敵人您就這副德性，還有臉宣揚空間換時間、敵進我退和防御戰略，您還知道世上還有羞恥二字嗎？

先說防御戰略，放到北宋末年，根本不用人教，各地的軍事長官都懂得玩這一招：野戰非我所長，所以鬼子來進攻，我們就躲在城里不出去。

既然大家都擅長這種偉大的戰略，金軍自然就可以一路長驅直入了。

當然了，這種戰略雖然不咋地，但是在當時背景下，也有著它的積極意義，那就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

后來，宋徽宗在主戰派的鼓動下，那是逼著將領玩命出戰，誰敢躲在城里不出去，直接賞他個擁兵逗留的罪名，一般統帥哪背得起這個罪啊。

這樣一折騰，自然是趕鴨子上架，一個潰敗接一個潰敗，等到第二次汴梁保衛戰時，北宋連一個成建制的集團軍也拿不出來了。

說起空間換時間、敵進我退的戰略，這在近代可是被吹得神乎其神。那是因為，現代史拉開后，中華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那是讓各路鬼子打得碎了一地。

在這種背景下，聽到有人高呼，面對鬼子的進攻，只能以空間換時間和敵進我退，也會表示容易接受。因為，就憑我國軍隊的裝備和兵員素質，也就配這樣玩了。

在當時背景下，誰要敢高呼一聲，我們應該和小鬼子亮劍，我們應該拒敵于國門之外，肯定會讓人覺得，這個家伙就是神劇看多了。

因為，就憑我國軍隊的裝備和兵員素質，和鬼子亮劍硬拼，肯定會被打殘啊！

關鍵是，有不少洋人觀察家為以空間換時間和敵進我退背書，認為這兩招真是絕妙。

宋代呢？大漢民族雖然已讓蠻族打得非常沒面子了。但是總的來說，從來也沒有被一路吊打過啊。因為，大家都是有來有往，有勝有負。也許只是在收復幽云十六州時，呈現出了讓人吊打的跡象。但是，人們也習慣性地認為，這只是偶然的。只要北宋皇帝積極抵抗，金軍根本算不了什么。

關鍵是，也沒有大家信服的洋人觀察家給空間換時間、敵進我退的戰略背書啊。所以北宋哪敢公開宣揚以空間換時間，更說什么敵進我退呢？敢說這種話，會直接被唾沫給噴飛。

在這種背景下，北宋政府雖然一心想玩空間換時間，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而這樣一來，最后就弄成了四不像。

表現在外，自然是宋徽宗的智商不夠用：金軍離得大老遠，他就嚇得連皇帝也不敢當了，更是一門心思地跑路。

問題是，人們在這樣非議宋徽宗時，為什么從不會想到，這就是傳說中的以空間換時間，這就是傳說中的敵進我退呢？

北宋有一個難以化解的問題，那就是軍隊的戰斗力如何改善呢？

如果坐而論道，那么這個問題非常好解決。只要皇帝敢高呼一聲，兄弟們給我頂住，就可以讓軍隊的戰斗力暴漲五級。只要皇帝敢親臨第一線，就會用他無邊的光芒，讓軍隊的戰斗力再暴漲五級。

問題是，真處于相關的位置上，誰也知道這是難以解決的。

就憑北宋當時的戰斗力，誰處于皇帝、執政官的位置上，肯定也只能想起空間換時間，因為除此之外，好像沒有別的辦法了。

事實上，當時的宋徽宗就是在玩空間時間的戰略。只是因為清流力量太強大，所以，玩著玩著就走樣了。

關鍵是，這種丟人的戰略，但凡有點志氣的文化人，誰會替他背書呢？

如果宋徽宗靠這種戰略避免了亡國的命運，那也算個事。可問題是，宋徽宗這樣做的后果，卻是把自己弄成了昏德公，誰還敢替他背書呢？

北宋之所以要玩這種戰略，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與金軍的戰斗力相比，宋軍的戰斗力差得不是一點半點。因為，宋軍與遼軍野戰都會敗得一塌糊涂，與金軍野戰，那還用多想嗎？

在這種背景下，金國只要進攻開始，那就是一路橫沖直撞，隨時會打到汴梁城下。

第二、汴梁絕不是一個適合戰略決戰的城池。

一個帝國選擇都城所在地時，常常是基于眾多原因考慮；而這些因素，無非是軍事、經濟、政治。一個地方可以成為都城，通常都具備這三方面的優勢。因為，都城是帝國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

但是在不同的時代，帝國側重的方面是不同的。

側重于軍事選擇的都城，通常四處險要，是天然的軍事要塞。帝國都城設置在這里，容易保證都城的安全。

側重于經濟選擇的都城，通常是經濟樞紐地區，四方物資容易流向這里。

側重于戰略，所以選擇的都城，通常是天下的戰略重心，在這里可以制衡四方。

當然，這三方面通常是兼顧考慮的，但是在不同的時期側重點是不同的，汴梁之所以成為帝國都城，主要是基于經濟的考慮。

任何一個都城，經濟的考慮是必須的。因為，做為帝國的都城，會有大量的非生產人口存在（公務員、官兵），如果他沒有足夠的經濟優勢，幾十萬、上百萬的非生產性人口，是難以養活的。

北宋立國時，為什么會選擇一個側重經濟的都城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只要知道八十萬禁軍這個說法，自然就會知道，它必須得選擇這樣一個都城。

因為，北宋立國就是內重外輕的，不要說別的，如果都城所在地的經濟不夠充足，就是這數量龐大的禁軍，也讓政府難以供養的。

在北宋比較強大的時候，汴梁一直可以遠離威脅的，至少在北宋立國一百多年時間里，還沒有聽說過汴梁受過威脅。

就是在澶淵之盟時，遼軍也從來沒有越過黃河。當然了，那一次可以阻止遼國越過黃河，很大程度是皇帝御駕親征的結果。

而在靖康年間，因為宋軍在前不久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中，表現得實在太差勁了。所以，面對金國的進攻，自然沒人敢建議皇帝御駕親征到黃河一線。

因為，就憑宋軍在收復幽云之戰時表現出來的戰斗力，皇帝敢御駕親征到黃河一線，能不能活著跑回來，也是個問題。

從理論上，汴梁城是安全的。因為，汴梁城在黃河以南，北方敵人想威脅汴梁城，需要跨過廣闊的黃河以北地區，還得越過黃河。而且，在北宋立國一百多年時間里里，敵軍從來也沒有越過黃河。

但是，宋軍在收復幽云十六州表現出來的戰斗力，是不是還能讓汴梁遠離軍事的威脅呢？是不是還能阻止敵軍越過黃河一線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在這種背景下，北宋自然得玩空間換時間的戰略。

大明后來敢堅守北京，那是因為，北京城從來都是一個軍事重鎮。其實，隨便拿一份中國地形圖，你就可以發現，北京地區四處險要，而汴梁地區一馬平川。

如果在一廣闊的地區里，我軍雖然不敢出戰，但是可以占據眾多險要的點。在這種背景下，敵人就只有聚集成團級、甚至師級單位，才敢四處活動。在這種背景下，他的后勤壓力肯定會非常大。

因為軍隊聚在一處，可以覆蓋的范圍就非常有限，在這樣有限的范圍內，且不說無法籌集到足夠的糧草，就算能強行籌集出來，也因為強度太大，會逼得當地老百姓四處逃亡、反抗。

如果在一個廣闊的地區里，我軍一個可靠的據點也沒有，又不敢和敵人出來打仗，那敵人以連為單位的部隊，也可以肆無忌憚的四處活動。在這種背景下，敵軍肯定沒有后勤壓力。

只要我們知道這一點，自然就會明白，在敵強我弱時，汴梁絕不是一個適合與敵人決戰的地方。

北宋最初確定的戰略，其實就是空間換時間，所以才有隨后宋徽宗退位的事。

皇帝對著地圖，就可以對未來的戰爭，做出一個基本的判斷。

如果皇帝死守汴梁城，會把帝國耗死的。因為，皇帝死守汴梁城，四周的軍隊救援不是，不救援也不是。這等于把帝國的軍事力量，都拉到一個不利的地點，和敵人進行戰略決戰。

如果皇帝不死守汴梁城，從理論上和實際操作上，帝國的力量就不會完全圍著這個地方轉，金軍想圍點打援，就難以隨心所欲地進行。

問題是，這個戰略確定之后，在具體操作時就完全走樣了。因為，這種戰略判斷，用情緒化的邏輯分析，這就叫臨陣脫逃啊！

既然如此，宋徽宗的整體戰略剛剛制定，馬上就讓大家噴得全是唾沫。最后的結果呢？就是宋徽宗被人逼著退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