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焉，因為其子劉璋暗弱，家族勢力遭外來人口劉備吞并，往往不太為人所重視甚至被低估。但翻開劉焉生平事跡，便會發現他是一位頗為雄心的人物。

劉焉其人，生年不詳（但是這個應該是可以進行推測的，有記載167年漢桓帝詔舉賢良方正，而在漢代這個察舉（賢良方正）是一定要滿四十歲才有資格去做的，那么據推測，劉焉應該是年滿四十左右的時候舉賢良方正，以此減去四十年，劉焉應當大約是127年左右出生，前后差距應當不會特別大，本文之后的講述也將會按照這個時間進行大致年齡上的推算），字君郎，江夏郡竟陵人，其也是血統正宗，和我們之前所說的劉表是同宗，均為魯恭王劉馀的后代，雖然只是旁出支脈（支庶家焉），但怎么也算是漢室宗親，比起來歷不明、自稱漢室宗親的劉備，還是要正宗許多。所以，其年輕的時候，相較于平常人還是頗具家底的，從小到大也是走的仕族路線，在仕途上較其他人來說會容易不少，而這多半也是其宗室身份帶來的好處。（《三國志》中明確記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其中的中郎就是因宗室身份而獲得的職位）。

劉焉有一位老師，名叫祝恬。這個祝恬是一個什么身份地位，值得我們單獨拿出來說。他是當時的司徒，位列三公，可以說是當時的一位極具權力和名望的人物（袁紹的一個最響的名片不就是四世三公嘛）。這樣的一位老師，無疑給了劉焉非常足的政治底氣，但是不久之后，祝恬老師就去世了，祝恬老師去世之后，劉焉作出了一個自己安分守己的選擇，以守喪為由，果斷辭官，退居二線，從政治人員轉型變為知識研究型人員，這一步選擇，既符合劉焉本人早年的自守戰略，而且也成功地避開了6年之后的黨錮之禍。

劉焉和劉表雖然均為宗親，祖上同宗，但是兩個人的做事風格也是截然不同，之前我們也介紹過，劉表年輕的時候可以說是少年激昂，站在風口浪尖之上，積極與宦官進行碰撞，最后結果就是劉表雖然收獲了人望，卻也遭受了黨錮之禍，在外逃亡多年。劉焉退而保身，而且選擇教學，明為隱居，實際上也是用宣講儒法為自己積攢名聲，以求日后可以東山再起，重回朝廷。

果不其然，七年之后，也是我們上面提到的，167年劉焉在宦官和名士兩方皆不得罪的情況下，成功地憑借自己的名望和德行舉賢良方正，再次回到了朝廷，同時劉焉也應該是感覺到了朝中宦官和士大夫之間勢如水火的局勢和難以調和的矛盾，又輾轉任洛陽縣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等職，簡言之就是東奔西走，四處避禍，效果也確實是顯著，劉焉幾乎避開了所有大規模的黨人與宦官的紛爭，雖然我們不能明確的去評判劉表和劉焉的做法誰更正確，二者的行為也都帶來了不同的收益，但是劉焉的做法著實是一個官場之中的明智之舉，使得他具有官場之中的有效話語權，也為他之后的“一計立諸侯”確立了優質條件。

188年的時候，劉焉看到了漢靈帝治理之下超綱混亂、王室衰微的情況，身為朝中太常的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出自《三國志》）。”

這段話翻譯過來就是現在的刺史和太守用賄賂的方式買官，而買官之后為了自己能夠回本又必然會去剝削百姓，進而民不聊生，底下叛亂多發，此時如要解決這樣的局面，就要挑選清廉且有名望的官員去接受他們的官職，同時將刺史升級成為州牧，加強地方權力，即可鎮壓的住地方叛亂的情況。

劉焉的建議第一眼看過去其實會覺得沒有什么毛病，在當時的局面下，既然地方四處叛變，刺史又無實權鎮壓，那就加強地方權力，地方完成自我鎮壓不就可以減弱朝廷的壓力么，但是長遠地看，本身就中樞政權乏力的東漢，皇帝的權威日益下降，此時將地方權力交于州牧，讓州牧自我行政、自我征兵，必然會進一步導致朝廷威嚴下降，以致最后崩潰的局面，而朝廷一旦失去控制力，群候割據的時代也就即將到來。而這，就是我前文所說的“一計立諸侯”。

與此同時，劉焉也給自己繼續安排了一份穩定且安逸的工作，他自己提的建議，就一定要給自己保證足夠大的權益，不是說清廉且有名望的官員嘛，不就是我嘍，于是劉焉又自請任命交州牧。

交州在哪里呢？是當時的最南方，遠離紛亂的中原地帶，可謂是天高皇帝遠，劉焉請命至此，也不難看出，他打算完成自己畢生自保的“大業”，徹徹底底的避開所有禍事，到一個安穩的地方做自己的一方老大，只不過，就在劉焉還沒有行動的時候，其幕僚便找到了他，指出了一條不一樣的人生道路，即是請命為益州牧。益州偏安一隅，進可攻，退可守，待天下局勢未明之時，或有君臨天下的機會。當然，這便是后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