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官用人是國之大事，為了保證人才選拔，國家一方面大力發(fā)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斷探索和完善選官制度。“中興以人才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賢者亡”之說。因此，認真總結(jié)中國古代選官用人的成功經(jīng)驗與失敗教訓(xùn)，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古代朝廷選取官吏的制度，比較有名的是三大制度：“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

首先，“察舉制”的確立時間，一般認為是漢武帝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可以說，“察舉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時期的“世官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qū)內(nèi)隨時考察、選取人才并推薦給上級或中央，之后，經(jīng)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其官職。

其次，“九品中正制”，是陳群改良漢代的“察舉制”后提出來的，同時，它也繼承了“察舉制”的基礎(chǔ)，舉薦人才必須品德優(yōu)良。這個制度從魏文帝黃初元年提出，直至隋文帝改立“科舉制”才廢除，前后有三百多年的時間，更是成為了朝廷選人的唯一制度。

所謂的“九品”分為：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和下下品。考察人員是州郡政府選定的官員，對本州郡內(nèi)部人員進行考察，然后，做出評定寫成狀子。被考察人員的出身不在考察范圍內(nèi)，但是，德行是重要的考察項目。

因為，只有有良好品質(zhì)才能做官，并在考察結(jié)束后，政府過考察人員寫成的狀子錄用人才。甚至，這個考察人員有官員升降級的建議權(quán)：官員因品行端正，可以從六品升五品、五品升四品；若德行不端正，則有可能從五品降六品、六品降七品。

在司馬懿當政時期，各州設(shè)立大中正官，從豪門望族中選人擔任。這樣，考察人員便開始偏袒起來，處處講出身，處處講關(guān)系；至于品行及能力，早不在考察的項目之中了。這明顯違背了當初設(shè)立該制度的初衷?？疾烊藛T只認得被考察人員的出身，只要出身顯貴均有大官做。

這樣造成的情況是：出身貧寒而德才兼?zhèn)涞娜耸艿酱驂海瑳]有實現(xiàn)抱負的機會。社會里出身貧寒的人，畢竟，占據(jù)大多數(shù)，他們有怨氣，社會就有不穩(wěn)定因素。沒有辦法，隋文帝時期只能廢掉九品中正制，推行科舉制，讓出身貧寒的人也有機會進入朝廷，為國效力。

其實，導(dǎo)致這樣的情況，我們不能怪陳群，只能怪司馬懿。

九品中正制能夠運行三百多年，可見，他并不是一無是處的。這三百多年中，統(tǒng)一的時間很短，紛亂的時間很長，皇帝換的很勤。正是這樣的環(huán)境下，推行九品中正制，確實有一定的好處。通過官員的考察，能夠迅速將欠缺的官員進行補充。受到彈劾的官員，也能夠立即卸任，由有德之士繼任。官員任免過程加快了，辦事效率提高了。

南朝齊永明十年，蕭琛和范云應(yīng)邀出使北魏，受到當時孝文帝的親切接待。孝文帝很賞識這兩個人，并向他的大臣們說：南方還是有很多能臣的。李元凱接過話來，說：南方多能臣，其實，是因為君主更換得勤；北方少能臣，則是因為皇帝做得長久。其實，這句話是在諷刺蕭琛、范云等輩對君主不夠忠誠。

并且，在《陔余叢考》中，就曾說過：國家的權(quán)利應(yīng)該在士紳手里，而不在皇帝手里；皇帝的更替，士紳并不需要那么關(guān)心。

宏興宗是一個庶人，他想進入士大夫的行列，于是，請求寵幸自己的皇帝宋文宗幫忙。宋文宗下旨，讓他到王球家找個位置坐下。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旨意，但是，卻能夠說明當時的情況。只要，宏興宗在王球家找到位置坐下，就證明，他已經(jīng)可以進入士大夫的行列了；而且，現(xiàn)在是皇帝的旨意，相信王球肯定會給宏興宗一個合適的位置，并間接認可他的士大夫身份。

宏興宗就這樣高興地來到王球家，想找個位置坐下來。宏興宗剛彎下膝蓋，王球立馬呵斥道，并要求宏興宗：你不可以坐在那里。最后，宏興宗灰溜溜得走了。但是，對于此，宋文宗卻沒有放棄，過幾天，他又來找王球，要求其認可宏興宗的士大夫身份。王球并沒有給皇帝面子，堅定地說：士人與庶人不一樣，是不可以坐在一起的。所以，他還是不會遵守皇帝的旨意。

還有一個寒門出身的官員，也想進入士大夫行列，他叫紀僧，這次也是找皇帝幫忙。孝武帝讓紀僧去找江敩，自己說了不算。紀僧到了江敩家，江敩倒是同意讓紀僧坐下，可是，沒多久就讓紀僧感到難堪，使他不得不自己退出。對此，紀僧感嘆道：士大夫真的不聽從皇帝的命令。

這樣可以看出，士大夫是不把皇帝更替的事情放在心上的；皇帝換做誰來做都沒有關(guān)系，反正自己還是尊貴的士大夫！

這種心理在張岱身上最好體現(xiàn)。

張岱服侍過很多君王，每次都能夠處理好上下級的關(guān)系，辦事也能夠讓君王滿意。張岱的經(jīng)驗是：保持一顆真心，無論服侍哪位君王，都能夠?qū)⑹虑檗k好，將關(guān)系處理好。這樣的人，在儒士看來就是不忠誠的人，竟然服侍這么多君王，肯定對任何人都不忠誠。

如果，真的以這樣的標準來考察人，那時候，就很少有人能夠達標了，畢竟，當時君王更換得太快。難道就因為君王退位了，自己也要結(jié)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嗎？所以，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些儒士的指責，其實，是沒有道理的。

話說，在齊建元元年的時候，齊高宗蕭道成封賞幫自己登上大位的有功之臣，褚淵、王儉都被封賞了。褚淵：南朝宋、齊宰相、外戚、南齊開國元勛，太常褚秀之之孫，左仆射褚湛之之子；王儉：南齊名臣、文學(xué)家、目錄學(xué)家，東晉丞相王導(dǎo)五世孫、劉宋侍中王僧綽之子。

這兩個人都是前王朝的親戚，現(xiàn)在卻成為新王朝的功臣，也因此，他們受到的非議就很多。于是，有人就專門寫了一本《齊書》用來諷刺他們，說：這兩個人連自己親戚的王朝都能背叛，現(xiàn)在，他們怎么可能會忠于我們的齊國呢？

之后，褚淵的長子就因為這個諷刺，覺得臉面無光，在父親過世后隱居起來，再也不做官了。

參考資料：

【《陔余叢考》、《齊書》、《“九品中正制”的利與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