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時期，官方盛行的哲學是朱熹的理學以及王陽明的心學，心學創立者是南宋的陸九淵，到了王陽明這里把它發展到了巔峰，認為世間萬物都是心里的一個印象而已。在后世當中不少人推崇王陽明，比如蔣介石，他每次到臺北旅游必去陽明山森林公園，日本近代海軍將領東鄉平八郎，日俄戰爭中大敗俄國的將領，曾經刻了一枚“一生俯首拜陽明”的印章放在身上。

在明朝末年也同樣盛行明陽心學，還誕生了不少派系。其中就出了一位被后世認為是狂人的李贄，他指責儒家經典，甚至否定當時的圣賢孔子，可以說與當時的整個世界為敵，是晚明當之無愧的狂人。

李贄出生福建泉州，明清時期雖然禁止遠洋貿易，但是福建泉州外貿一直都沒有斷過，所以李贄思想受到多少西方文化的影響不得而知。李贄的家族本是當地的有名的商賈，到了李贄這里，已經家道中落了。

李贄在1552年，他26歲的時候中了舉人，可謂青年得志，后來因為家庭困難，就沒有再繼續考取進士，后來他就去京城做了一個小官，從縣教諭，到國子監教官，再到禮部司務等，這些工作，工資非常微薄，因此全家糊口都非常困難，日子過得非常辛苦。

李贄一直致力于王陽明心學的研究，獲得了泰州學派的真傳。等到他51歲的時候遷往云南姚安知府，在這里日子過得稍微好一些，因為多了很多灰色收入。這也是王陽明心學所能看透的，禮尚往來只是一種人情債務，是用經濟的方式考量關系。

為官三年之后，他厭倦了官場的生活，辭職開始以教書為業，并且各處流浪，看盡人間冷暖，親眼目睹了百姓的疾苦。1584年，也就是他57歲的時候，落發為僧，讓妻子回到家鄉泉州，但是直到他妻子死去，他都沒有再回老家。

李贄性格耿直，專心治學20多年，中間還在麻城講心學，影響力非常大，附近很多民眾都過來聽講，他的講學不限儒、釋、道某一門類，觸類旁通，一時成為當時的學術明星。李贄的著作非常多，他自己也認為，他的這些書都應該是被禁毀的，要藏起來的，于是書名叫《焚書》、《藏書》，后世整理的還有《史綱評要》、《四書評》、《李氏文集》等書。

李贄提出“言二不言一”，他認為世界是二元的，比如我們初生孩子，有陰陽二氣，有男女之分，生活的世界有天地之分，所以他認為天下的萬物不是道家所說的“萬物歸于道”，認為“天下萬物皆生于兩，不生于一”。這種強烈懷疑萬物統一的宇宙觀，提出了世界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這對當時的皇權有極大的挑戰，有西方制憲兩權制衡的思想在里面。

同時他還反對程朱理學的“德禮”，要用道德教化民眾，認為不能用道德禮法來禁錮人們的思想，束縛人們的行為，這種思想統一，整齊規整的社會其實是天下大亂的根源。認為要解放人性，尊重社會的多樣性發展，認為要“各遂其生、各獲所愿”，按照各自的意愿去生活，達到“人人自治”的社會。

李贄在《焚書》中認為，人沒有圣賢貴賤之分，圣人和凡人是一樣的，都有功利之心，而我們每個人生下來其實和圣人都是一樣的，每個人也都可以成為圣人。這種人人平等的思想，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李贄認為男人女人都是人，見識也是一樣的，而且許多才女才智超群絕不在男性之下，所以不應該有男尊女卑。

李贄還贊成自由戀愛，贊賞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的私奔，也肯定寡婦再嫁，譴責那些逼迫婦女守節，而殉葬的傳統。他的這一系列平等的思想，是對傳統“三綱五常”尖銳的挑戰。

李贄在《焚書》中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認為吃飯穿衣這些最基本的需求，大家都一樣，這才是人性的倫理。而且認為“人必有私”，私心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而理學家所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欲”不過是道德綁架，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是極其虛偽的。

道義本來就是功利的體現，假如沒有了功利，道義只是虛偽的謊言，“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哉”。因此他批判重農抑商的政策，贊揚那些商人的功績，認為商人冒著巨大的風險，辛辛苦苦獲得的收益，本就應該獲得獎勵，“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于關吏，忍詬于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我們拿邊疆糧草運輸舉例，明朝時期把糧草從江淮地區運送到山西，只有不到1/10能夠運送到邊疆，而采用鹽引，讓商人把糧草運送過去，而商人獲利不到3倍，大大降低了損耗的成本，商人對社會的貢獻毋庸置疑的。

李贄認為世界上一切萬物都只存在于人的真心當中，什么是真心呢，那就是“童心”，他們不受到外界的干擾，純真無暇。但是長大以后，我們讀書越多，受到儒、釋、道影響就越深，便會失去童心。

而我們人性中虛偽，又會扼殺我們的童心，我們利用道德禮儀進行說教，用“陽為道學”欺世盜名，獲取高官厚祿，只有我們回歸人的本性，追求個人的解放，才能夠擺脫傳統的教條。無論是明朝還是現今，成人看世界已經形成了固定的認知框架，而孩子就沒有那些框架。孩子認為我的世界就是我的，我想如何想就如何想，而我們成人要考慮更多環境的影響，以及他人的看法等。

從這方面看，李贄探討的問題其實每個時代都會遇到。比如埃隆·馬斯所倡導的第一性原理”，任何事情要回歸事物的本質去思考，不要因為他人做了什么，而我們就跟著去做。

而且李贄還把矛頭指向了孔子，他認為千百年來，我們以孔子的儒學為權威，每個人都把它當作教條，造成了我們的耳目閉塞，被文化統治者所奴役。他認為“孔夫子亦庸眾人類也”，孔子也是一個凡人而已，我們人人都可以成為圣人。這些離經叛道的理論，對當時的孔孟思想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因此把李贄“名教之罪人，誣民之邪說”，認為他是一種邪教，是思想要犯。

李贄認為，“夫栽培傾復，天必因材，而況于人乎？強弱眾寡，其材定矣。強者弱之歸，不歸必并之；眾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表面上看還算公平的社會，實際上還是恃強凌弱，無法實現他認為的“天道”，絕對公平。

我們現在知道，這種烏托邦式的絕對公平是不可能實現的，任何公平都是相對的，因為資源是相對稀缺的，一個人占有，相對于未占有之人都是不公平。

李贄的思想還是構建在“圣人之治”的基礎上，他所設想的理想社會，根本就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只有在烏托邦的社會中，才不會出現恃強凌弱，才會有絕對公平。我們生活的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群體，這些規則的設定是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的。

就拿“圣人之言”為例，表面上看，這些讀書人被圣人之言禁錮了思想，思想的解放難道就能夠換來和諧與穩定了嗎？經過多年的實踐，漢朝才總結出了，“外儒內法”的統治之道，讓整個社會穩定下來。百花齊放的春秋，帶來的不僅有思想解放，同時還帶來了無盡的戰亂與爭斗。

李贄提出，“各從所好，各聘所長，無一人之不中用。”讓君主不要憑自己的好惡，要按照民眾的意愿去安排社會運作，同時根據個人的特長安排工作，讓每個人都能夠盡其所用。這種每個人的才華人盡其用，可是每個人的才華如何衡量呢？延續多年的科舉制度看似不合理，但是有可量化的評判標準。

清朝末年，廢除了科舉，鼓勵青年學子留洋，導致大量底層百姓看不到上升的路徑，導致整個社會混亂。在人才的利用上，要考慮的因素很多，信任，資源，以及時機等，不可能做到單一維度能夠衡量出一個人的才華。

李贄在76歲的時候，遭到東林黨人的彈劾，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入獄，獄中他寫下了絕命詩，然后用剃須刀自殺。他的著作屢次被列為禁書，被后人奉為自由思想家先驅，不過這種缺乏實踐的烏托邦思想，只會誤導那些空談的理想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