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一代梟雄劉備在白帝城去世。死前，劉備將兒子劉禪與整個國家托付給了丞相諸葛亮，留下了“白帝托孤”的千古佳話，也將諸葛亮和劉備的君臣之情推向了頂峰。因此諸葛亮才會在《出師表》中動情地寫道：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可以說，劉備的囑托給了諸葛亮無窮的動力。即使讓他油盡燈枯，也要實現先帝興復漢室的夢想。

但實際上，作為一代梟雄的劉備絕不是感情用事之人。戎馬一生的他自然明白，人性是最經不起考驗的。即使忠誠如諸葛亮，也難保不會學習曹操那樣獨攬大權。畢竟曹操一開始，也是漢朝的忠臣。因此，劉備用了兩種手段，保證諸葛亮不至于東泉。

首先，劉備用道德手段“綁架了”諸葛亮。在病榻前，劉備對諸葛亮說：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這句話，直接給了諸葛亮合法奪權的名義。但實際上，劉備此舉是以退為進，用道德的手段，逼諸葛亮在劉備面前表態，說明自己絕不會奪權。果然，諸葛亮痛哭流涕地回答：

“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當然，光“道德綁架”也是靠不住的。因此劉備在制度上留了一個后手，將尚書令李嚴任命為與諸葛亮同級的輔政大臣。不僅如此，劉備還給予了李嚴一個巨大的權力，那就是“統內外軍事”。也就是說，蜀漢的軍事力量掌控在了李嚴手中。形成諸葛亮負責政事，李嚴負責軍事的雙頭格局。

劉備還未去世時，諸葛亮的權力實際已經相當可怕，他身兼丞相、司隸校尉，而且還錄尚書事。由此在建安、章武年間，無論是先主登基之前還是之后，亦無論時局如何變幻，諸葛亮都一直在實質上牢固地掌握著蜀漢中樞的最高權力。若再讓諸葛亮掌握軍權，那和皇帝又有何區別？因此，劉備在臨終前留了一手，將軍權交給李嚴掌管，免得諸葛亮尾大不掉。

相對于諸葛亮，出身東州派的李嚴資歷很淺，雖然官拜尚書令，但實際權力與錄尚書事的諸葛亮有云泥之別。作為一個歷官不過一郡太守、初為尚書令不過數月的人物，驟然大任加身統領全國軍事，實在太突兀。但是劉備卻給了李嚴一個合理的理由，那就是防御東吳。

自呂蒙襲取荊州，殺死關羽以及陸遜在夷陵大敗劉備之后，東吳便成了蜀漢的主要敵人。吳人不僅囤重兵與吳蜀交接的永安，而且還在蜀漢后方的南中地區興風作浪，導致夷漢皆叛的嚴重后果。夷陵之戰后，劉備曾親自駐守永安，可謂天子守國門。

因此，以防御東吳為理由提拔李嚴，是合情合理的。而從荊州、東州、益州三大派系平衡的角度看，李嚴被并列為托孤大臣，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雖然劉備的計策很完美，但是計劃總趕不上變化。在政治斗爭的領域，李嚴實在太嫩，竟被諸葛亮三下五除二地打敗。首先，諸葛亮派鄧芝結好東吳，消除了他們的威脅。由此，李嚴駐守永安的理由就已經不成立了。其次，諸葛亮親征南中，李嚴又沒有理由不交兵。一來二去，李嚴的兵權很快被諸葛亮剝奪干凈。所謂“統內外軍事”，已經名存實亡。

由此，蜀漢從雙頭政治，瞬間過渡為諸葛亮大權獨攬。甚至劉禪自己也說：“祭由寡人，政由葛氏”。

雖然李嚴被諸葛亮奪了兵權，但是其對諸葛亮的掣肘和制衡，仍然不可忽視。“白帝托孤”事件發生8年后，也就是公元231年，諸葛亮發動第四次北伐。在這場戰役中，諸葛亮屢戰屢勝，在鹵城之戰中擊潰了司馬懿的主力，北伐形勢一片大好。

但就在此時，李嚴卻以運糧不濟為由，將諸葛亮招了回來。同時，李嚴還對劉禪上書，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很顯然，李嚴想以這種小聰明的手段陷害諸葛亮，讓他北上畏敵怯懦之名。

但是李嚴這兩下子哪能和諸葛亮相比？諸葛亮回到成都后，發現軍糧非常充足，很快便意識到，這是李嚴的詭計。但是諸葛亮早有準備，他已經留下了李嚴寄給自己的所有書信。前后一對，發現李嚴所言前后不符。在鐵證面前，李嚴無話可說，只能乖乖地被廢為庶人。

從李嚴在第四次北伐中的種種表現看，他似乎就是劉備預留防備諸葛亮篡權的暗樁和錦囊。在第四次北伐中，諸葛亮高歌猛進，若讓他再立軍功、積攢威望，很難保證他不陰謀篡權。因此李嚴才會偽造軍令，將諸葛亮召回，使北伐之功毀于一旦。

總而言之，劉備還是太低估諸葛亮的操守，留下了李嚴，最終毀了北伐的大好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