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社會組織以來，就誕生了規范人們行為的各項準則。中國的封建王朝，雖然都是皇帝的家天下，但是，以律法標準來治理萬民的傳統卻一直被沿用。都說皇帝是金口玉言，皇帝的話就是圣旨，一句頂一萬句。那么，在封建時代，當圣旨與律法發生沖突時，誰更牛？

在某些人看來，這是個傻命題，用腳趾頭就能想到，當然是圣旨比律法要牛，皇帝的話，誰敢不聽？其實，事情并沒有絕對的正確如否，而是因人因時而變的。

在中國古代司法史上，《唐律》較前朝來比，是非常完備的，各種刑罰標準開列得很詳細，執行起來也比較容易。比如食品安全，就設置了許多條條款款：食品一旦變質，必須焚燒處理；如果沒有焚燒，哪怕沒有出售，也得領受90大板的杖刑。如果有人因吃了商家的變質食品中毒致死，那商家的罪過就大了——情形嚴重者，絞死！

話題扯遠了，回過頭來再說律法與圣旨的PK，在此僅舉兩個實例，大家可以從中體會一下唐朝的律法堅持與皇權之間孰重孰輕。

第一個是唐太宗要殺人的履歷造假案。造假這事，自古有之，在唐代，對于官員人事檔案的管理是有著嚴格規定的，但是，有些投機分子為了快速升遷，往往就會人工作經歷上動手腳。對于官員履歷造假，李世民也是深惡痛絕的，他也想抓個典型殺雞給猴看，曾特意下旨警示各級官吏：“履歷造假者死！”結果，還真有不怕死的，有個名叫柳雄的參軍給撞槍口上了，被唐太宗嚴令查辦，并要求對柳犯處以極刑。

查辦柳難履歷造假案的主審官員是時任大理寺少卿的戴胄，面對唐太宗殺一儆百的圣訓，戴大人卻不買賬，他的意見是，按大唐律法，柳雄罪不致辭死，最多就是流放。

敢不給皇上面子？李世民這下是真惱了，怒斥戴胄，法律是啥玩藝？朕的圣旨難道是白下的？柳雄必須死！戴胄可不管這些，硬是死扛不讓步。唐太宗有些氣急敗壞地說他肯定是收受了嫌犯的好處，才這么袒護他的。

這下把老戴給逼得沒退路了，氣呼呼地對太宗說，要殺可以，你直接下道圣旨去殺，想走法律判人家死罪，沒門！你這是在失信天下。最終，唐太宗也被懟得沒了脾氣，柳雄保住了一條小命，被流放邊疆了事。

第二個是唐宣宗撈人事件。唐宣宗李忱，是唐朝的第十八位皇帝，是唐朝皇帝中較有作為一個。《資治通鑒》載：“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宣宗年間，京城的治安狀況不是太好，為了整頓京城風氣，李忱破格提拔韋澳擔任京兆尹。韋澳是個鐵面無私的主兒，對于搗蛋分子下手也狠，上任不久，京城治安就大有好轉。但是，不久，他就攤上了麻煩事，因為他查到了鄭光欠稅的事，并把鄭光的家丁給逮捕關禁了。這下可是捅了馬蜂窩了，因為鄭光并不是普通人，而是皇上的親舅舅，這不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嗎？

鄭光找老韋要人，韋爺就是不放，非得按律處治。鄭光這下沒辦法了，直接找到唐宣宗那兒，讓他這個君臨天一的外甥出手撈人。結果呢，韋大人并沒給李皇帝面子，只一句話就把宣宗懟回去了：“皇上的法律，難道只是針對窮人才有用？”唐宣宗很知趣，眼睜睜地看著舅舅的家丁被依法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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