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王朝，人們想到最多的就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支持者認為明王朝無愧于漢族最后的脊梁，寧可站著死，也不跪著生。那么今天我們就來說說，天子守國門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辟個謠，很多人以為“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出自大明王朝的祖訓，認為這句話完整版是“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很遺憾，這個觀點是錯誤的，明朝從來就沒有這類祖訓。

現代復刻的《皇明祖訓》

朱元璋欽定的《皇明祖訓》算得上是朱明皇朝最正統的祖訓了，但是里面沒有這句話，甚至于也沒有類似意思的句子。

可以肯定這句話不是出自明朝，是后人根據類似的表達，杜撰而出。例如明朝嘉靖時四川右布政敖英曾經說過：

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番南島西洋諸夷，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薄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東谷贅言》

朱元璋創立明朝后是想過遷都，不過他并沒有將國都遷往北方前線的意思。他最終選定的新都地址是西安（因太子的突然去世，被擱置了），為什么呢？

因為在朱元璋的規劃里，他本人和后嗣天子們不守國門，天子的兒子、兄弟們守國門。

明朝建立后，雖然幾次北伐取得了勝利，但是北方的蒙古并沒有被徹底擊垮，他們依然是帝國的巨大威脅。朱元璋又覺得武將長期握有兵權會覬覦皇權，于是他想了個折中的辦法。

朱元璋沿邊墻設置了九個藩王，并給予他們一定的兵權，日常就由他們鎮守邊疆。當敵人大舉進攻時，居二線的皇帝再發兵至前線支援。所以可以說朱元璋時代是沒有“天子守國門”這個說法的。

明初朱元璋分封諸王的位置圖

說明：朱元璋封九大塞王時也不是完全沒有考慮過他們造反的可能。他規定這些藩王直屬的部隊只有三個護衛，按編制也就一萬多人。而且諸王之間還互相制衡、監督。原本面對朝廷的百萬大軍，造反無異于癡人說夢（朱棣也確實是被逼的沒退路了才下定決心造反）。但是朱元璋留了個漏洞，就是發生戰事時藩王就是其所轄區域明軍的總指揮。時間長了藩王自然能滲透管理自己護衛以外的明軍（朱棣造反的主力就是北平周邊的軍衛）。而且建文帝削藩的手段太過暴力，導致離心離德，藩王們都看熱鬧，這也間接的幫助了朱棣。

朱棣靖難登基后，有感于自己強大的榜樣作用，首先就完成了先帝朱允炆的遺愿–削藩。朱棣把眾王爺全削成光桿司令后，一個嚴重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邊疆由誰來鎮守？

說明：有些朋友可能認為，這算是啥問題。邊疆沒有王爺了，但是還有遍布邊疆的軍衛呀。他們不就可以抵御蒙古？邊疆是有屯軍，但是沒有高級指揮。由于朱元璋對軍權的回收，明軍日常衛以上沒有有實權的將官。雖然有都指揮使司，但是都指揮使沒財權弄不來糧餉；都指揮使也沒能力跨司調遣、指揮軍隊；沒有朝廷調令，他連讓軍隊出駐地都不可能。所以都指揮使日常只能處理軍隊的一些雜務。

雖然朱棣的兒子們領兵打仗也很厲害，但是最是無情帝王家，造反出生的朱棣不可能信任他們。那么委任自己手下的武將呢？朱棣的父親信任自己的兒子也不信任武將，現在換成連自己兒子都不信任的朱棣，他怎么可能信任武將？

所以朱棣放眼天下，有資格統帥大軍的就只有他一個。但是這樣依舊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他現在是帝國的皇帝，他平時需要呆在都城治理天下。而南京距離邊墻的各要塞、關口直線距離都在兩千里以上，真有戰事等他帶兵趕到，敵人可能都劫掠好幾個來回了。

更嚴重的是幾十萬大軍奔波幾千里，如此大規模的人員調動光是糧草消耗就異常的巨大，先不說帝國負擔的問題，光是準備以及供應這些物資就要消耗海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時間。

所以朱棣呆在南京，他就沒有辦法去實際防御明朝的北塞。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北方建立一個或者多個大型的軍事、物資囤積中心，提前準備好軍隊以及所需的物資。

但是這依然回避不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由誰來管理這個戰略中心。不用分析了，在朱棣眼里可選之人只有他自己一個。

加之當時朝中大臣們的勢力多在南方，朱棣外藩篡位根基不深，有意削弱文臣。所以遷都北京對于朱棣來說就是自然而然的選擇了。到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朱棣雖然事實上在做“天子守國門”，但這不是他自愿的而是迫于政治考慮的選擇。

既然是被迫的選擇，自然就不可能為祖制。他的兒子朱高熾就是這么看的，仁宗登基后，就將北京改為“行在”，準備將都城遷回南京。不論仁宗決定遷回南京的具體原因是什么，起碼他是沒有“天子守國門”的打算的。

后因仁宗的突然駕崩，遷都的事情就暫停了。直到英宗登基，在張太皇太后的建議下，朝廷才取消北京的“行在”稱呼，正式定都北京。正統十四年，年輕的英宗率軍親征蒙古，結果慘敗。

戰敗后無法逃跑的英宗最合理的選擇應該是“君王死社稷”，但是他沒有。既然沒有舍生取義的勇氣，自然也就失去抗拒也先擺弄的資格了。做了俘虜的英宗處處配合也先對朝廷、各關隘的勒索、敲詐。好在明朝及時地止損，遙尊英宗為太上皇，才沒有讓損失進一步擴大。

上圖為明朝大部分時間里可有效控制的區域

其后，代宗、英宗（復辟）、憲宗三朝，由于北方軍衛的日益荒廢、軍事實力的萎縮。明朝逐漸放棄了哈密、河套地區。好在這個時候的蒙古在也先的短暫統一后又分裂了，也無力大舉南下，所以明朝的邊防并未惡化。

孝宗作為一個勤奮的皇帝御宇十八年，不過也沒能止住明朝的頹勢，尤其是未能阻止軍衛的崩潰。孝宗朝雖然沒有大的軍事行動，但是邊塞軍衛卻都破敗不堪，各衛連在編人數都湊不齊。朝廷被迫開始擴大募兵范圍，導致軍費支出激增（這也是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武宗繼位后，蒙古也在達延汗巴圖蒙克的統治下又再次統一。隨著蒙古的統一，蒙、明之間的邊境戰爭日益擴大。此時明朝出現了可笑的一幕，皇帝有意親征御敵，但是朝廷不同意。

武宗只得以耍無賴的方式，偷溜到邊境組織軍隊與蒙古作戰。武宗的舉動導致武宗與朝廷文官們的激烈沖突，隨著武宗的早亡（也有人懷疑是文臣下的黑手），明朝皇帝親臨前線的時代就宣告結束，重新開啟了皇帝們居后指揮的模式。

到了嘉靖朝隨著明朝軍事的繼續崩壞，蒙古入侵造成的危害越來越大。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兵臨北京城下。面對蒙古人在京畿的肆意劫掠，嘉靖皇帝和朝廷都毫無辦法。

（關于明朝軍事崩壞的話題，可關注筆者，翻閱“孱弱的明軍”系列）

最終用貿易的手段解決軍事上無力解決的問題。明朝同意了俺答汗的要求，開放馬市互市換取了俺答的撤軍。但是很快明朝因為馬市逆差太大，單方面關閉了馬市，雙方再次開戰。

說明：嘉靖年間的馬市、互市是官方開市，不允許兩邊的平民自由買賣。所以交易物品的價格由雙方議定。蒙古就靠軍事實力勒索朝廷官員，這成了價格不公平的原因。

北境戰亂不休，明朝的南方也由于倭寇一片狼藉。倭寇最猖獗的時候，幾十個人就敢上岸肆意殺戮劫掠，而遠在北京的朝廷卻對新出現的“邊疆”，毫無應對之策。

好在朝廷同意了南方將領募兵的申請，戚繼光、俞大猷這些武將通過募集、訓練新軍，組建了可以碾壓倭寇的軍隊。但是由于朝廷固有的猜忌（限制他們軍隊數量）、派系斗爭（他們多次被論罪甚至下獄）等。戚繼光、俞大猷們未能真正地消除倭患，只是將其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前文中提到的敖英，正是因為這段時間朝廷對邊患的無力，才做出那樣的感慨。希望能激起朝廷的熱血罷了。

國畫《俺答封貢》局部

到了隆慶朝，朝廷終于認識到了貿易的力量。在北方通過“俺答封貢”結束了與蒙古近二百年的敵對，從此直到明亡雙方也再未發生大規模的軍事沖突。在南方解除海禁，允許民間私人出海貿易。

既然可以合法做生意賺錢，為什么還要拿刀玩命呢？除了極少數外（這點人就完全沒有和戚家軍、俞家軍周旋的資本了），沿海的倭寇、海匪們迅速瓦解。禍害了明朝一百多年的倭亂也就此宣告結束。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真正守衛國家的是正確的防衛政策，而不是雞血般的口號。

此后至萬歷末年，出現了新的敵人–遼東女真（后金）。前期軍事討伐慘敗后，帝國的戰略就轉變為構筑防線，讓后金遠離京師、遠離皇帝。

這就是著名的“關寧錦防線”，整條防線從山海關開始向北綿延四百多里。雖然大部分時間里將后金阻擋在了錦州以東，但是這條防線也耗盡了明朝的財政，把帝國拖入了深淵。

當時以王在晉、熊廷弼為首的一些官員也看出了問題，提出了以北京為中心，沿用山海關、薊鎮至宣大原有的防御工事及人員構筑防線，以節約軍事開支。但是這有將天子置于險境的策略并未獲取皇帝和朝廷的認可。

此后朝廷就陷入了財政枯竭、無力賑濟災民、災民流而成寇、朝廷無力征剿的惡性循環中。

（明朝與后金之間的那段歷史，如有興趣可以關注筆者，翻閱“明末遼東的大員們”系列）

至崇禎末年，朝廷在北方已無力組織軍隊抵御李自成的起義軍，面對步步逼近的闖軍，崇禎確實有過遷都南京以避禍的念頭。但是由于各方面的阻力以及制約而最終未能成行（詳見筆者“明朝的悲劇，崇禎離不開北京而且他也不想做太上皇”）。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令皇后、嬪妃自盡，親手殺死自己的女兒。在最后的時刻，他沒有像他的先祖朱祁鎮那般軟弱，于煤山自縊。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明朝有其剛強的一面，但是也確實沒有主動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意愿。只是在各種現實條件、壓力下做出的被動選擇。

在筆者看來“天子守國門”應該是有置己身于死地的勇氣。明末崇禎如果真的想天子守國門，他就應該放棄關寧錦防線，以北京為核心和前線，沿邊墻固守。省出來的錢，去安撫西北和中原的流民。

當李自成兵臨北京前，他更應該送太子去南京監國，自己留守北京。即可向天下表明皇帝寧死也不放棄宗廟、社稷的決心，也可為明朝留下翻身的機會。

而實際上呢？崇禎一死了之了，但是社稷也被迫為崇禎殉葬。崇禎對之后整個帝國淪喪于后金的苦難，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