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宋國歷史，自商紂王兄長微子啟受封于商朝舊都商丘立國，到公元前286年齊、楚、魏三國聯手滅掉宋國，享國八百二十九年，共有三十四位君主。這些君主，若論講仁義，當屬宋襄公最為著名。

宋襄公，名茲甫，是宋國第二十位君主，宋桓公嫡子，宋成公之父。

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重，開始安排后事，本應是繼位之人的茲甫懇求宋桓公把太子之位讓賢于庶兄目夷。雖然后來因為目夷逃到衛國避讓，茲甫的太子之位沒有讓出去，但他還是贏得了講仁義的美名。

宋襄公即位后不久，霸主齊桓公去世，宋襄公于是想要接替齊桓公，成為天下霸主。

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不聽目夷勸諫，要求楚成王等諸侯到鹿上會盟。楚成王假裝答應，暗地里卻布下重兵，在盟會上拘捕了宋襄公。同年冬，諸侯再次在毫相會，楚國才釋放宋襄公回國。

宋襄公被楚成王擺了一道，很不甘心，于公元前638年出兵討伐與楚國結好的鄭國。鄭國向楚國求援，于是宋國與楚國在泓水河畔爆發了戰爭。

楚軍渡河未完時，目夷勸諫宋襄公說：“彼眾我寡，要趁他們渡河時攻打他們。”宋襄公不聽。

等到楚軍渡完河還未排列成陣勢時，目夷又建議：“可以攻打了。”宋襄公卻說：“等他們排好陣勢再打。”楚軍陣勢排好，宋軍才出戰。結果宋軍大敗，宋襄公大腿也受了重傷。

宋國人都怨恨宋襄公，宋襄公卻辯解說：“君子不能乘人之危，不能攻打未列好陣勢的軍隊。”

“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這就是講仁義的宋襄公。

目夷聽到宋襄公的辯解，說：“打仗勝了就是功勞，說些空洞的道理又有什么用呢？真的按襄公說的做，干脆直接去當奴隸服侍別人得了，何必還打仗呢？”

大文豪蘇軾在《宋襄公論》一文中認為，宋襄公與漢末的王莽一樣，都“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是欺世盜名之徒。

毛主席則更干脆，直接說宋襄公的所謂仁義，是“蠢豬式”的。他在《論持久戰》中說：“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可見，宋襄公的講仁義，歷來頗受非議。

實際上，宋國是華夏圣賢文化的源頭，處于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墨家、道家和名家四大思想之發源地，被譽為’’禮儀之邦’’。所以，在宋國歷史上，還是有真正講仁義的君主。比如宋穆公和宋景公。

宋穆公，名和，宋武公之子，宋宣公之弟，宋國第十四任國君，公元前728年至公元前720年在位。

公元前729年，宋宣公病重，把宋國君主之位讓給宋穆公。

宋穆公在位九年（前720），也病重，便對大司馬孔父說：“先君宣公舍棄太子與夷而把君位讓給我。我永生不能忘懷。我死后，一定要立與夷為國君。”孔父卻說：“大臣們都希望立公子馮（宋穆公的兒子）！”宋穆公說：“不要立馮，我絕不能辜負宣公。”

為了讓宋宣公的兒子與夷能夠順利繼位，宋穆公甚至不惜讓自己的兒子公子馮出使鄭國，并居住在那里。同年八月，宋穆公去世，與夷即位，是為宋殤公。

據《史記》記載，君子聽到這種情況后，說：“宋宣公可算是知人善任了，立自己的弟弟為國君，既保全了道義，也讓自己的兒子終于享有了國家。”筆者以為，宋宣公知人善任是一方面，更加主要的一方面是，宋穆公品德高尚，是一位真正講仁義的君主。

宋景公是宋元公的兒子，宋國第二十八任國君。公元前517年，宋元公去世，宋景公即位。

宋景公三十七年（前480），發生火星侵占心宿星區天象。心宿區是宋國的天區，宋景公因此十分擔憂。

司星子韋于是建議說：“可以把災禍移到相國身上。”宋景公說：“不行，相國象是我的手足。”

子韋又建議：“可以移到百姓身上。”宋景公說：“也不行，國君靠的就是百姓。”

子韋再建議：“可以移到年成上。”宋景公說：“更不行，年成歉收，百姓貧困，我做誰的國君！”

子韋于是說：“天雖高遠，卻能聽到下界細微的聲音，您有這三句國君應該說的話，火星應該移動了。”

在古代歷史中，一旦發生災異天象，帝王君主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把災異天象轉嫁到相國大臣或黎民百姓身上，讓相國大臣或黎民百姓給背黑鍋的，不勝枚舉。

然而，宋景公既不愿把災異天象嫁禍于相國大臣，也不愿把災異天象甩鍋給黎民百姓，亦可謂仁義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