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可沒去過，唐代時關中已經無法承載皇朝興盛的糧食壓力

西漢的皇帝可沒跑去洛陽蹭飯，那時候關中可是人上人們待的地方，高品質生活區。生活在關中堪比現在北京上海落戶指標，跟看鄉下人一樣瞧不起關外人。

西漢武帝時期，樓船將軍楊仆，原籍在秦函谷關以東的新安縣，屬于關外。硬是上書漢武帝，捐贈自己家產作為費用，以原函谷關破敗，在自己老家新安修建新的函谷關。從而將函谷關東移150公里，自己也搖身一變變成關內人，從關外候變成關內候。你說說看，這種社會環境下，皇帝放著好好的關內不待，跑去關東洛陽那里蹭飯，寒不寒磣？

唐朝有幾個皇帝經常往洛陽跑，特別是唐高宗李治以及武則天這兩口子。顯慶二年（公元657年）將洛陽升格為東都，正式確定兩京制。此后二十多年里經常兩頭跑，最后病逝于洛陽紫微宮中。武則天則呆在洛陽不回去，在唐睿宗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時將洛陽改為神都，后在神都稱帝建立武周。一直到唐中宗李顯即位后第二年搬回長安，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時，又隔三差五地往洛陽跑，到開元十一年（公元733年）才結束唐朝皇帝到洛陽蹭飯的歷史。

這種現象歸根到底還是糧食問題，在漢代關中地區是天下糧倉。秦朝留下的鄭國渠等水利工程灌溉下，關中可以說是沃野千里。但經過長期環境破壞，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嚴重。另一方面根據氣候學研究，在唐代所處的公元7-8世紀，我國北方平均氣溫處于歷史高位，蒸發量加大，荒漠化加劇，這就導致關中地區災害頻繁。

在鄧云特的《中國救荒史》中統計唐代旱災125次；《中國災害通史》中統計是172次。而且久旱而蝗，大災之后又是大疫，在史書和地方志中，唐代關中地區出現多達49次的“人相食”、“易子而食”的字眼，每個字背后都是多少幕人間慘劇。而相比較下洛陽地處依靠黃河和大運河，運輸方便，是國家儲備糧存放基地，含嘉倉和洛口倉所在地。皇帝帶著百官和隨從人員出走洛陽蹭飯，等于災區少了幾十萬張嘴，可以有效降低關中地區糧食壓力，更利于進行救災。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關中饑饉，一斗米漲到三百錢，李治扔下太子在長安監國，帶著百官和隨從人員去洛陽，因為出行匆促，隨從人員居然有不少在中途餓死，可見事態之嚴重。

但是武則天情況略有不同，她呆在洛陽不動主要原因還是不敢回長安，因為關中地區也是關隴貴族集團大本營。在隋唐時期，關隴貴族集團是第一大政治集團，雖然在唐高宗李治時期，功高震主威脅皇權，被李治修理了一翻。但出自關隴的李唐皇族跟關隴集團還是同氣連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武則天的武周代唐過程中，同樣是把關隴集團殺的尸橫遍野，如果她搬回長安，恐怕天天晚上不敢睡覺了。

這也是神龍政變后，唐中宗李顯第二年就搬回長安，在經歷武周朝的動蕩后，皇權力量式微，返回關中老巢恢復元氣。但是到了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年間，隨著人口增長又面臨關中糧食不足的問題，又要往洛陽跑。直到開元二十一年，李隆基采納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議，任命其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河南轉運使，負責疏通漕運，征調江淮糧賦，以充實關中。沿黃河建河陰、集津、三門三倉，由孟津溯河西上，這才終于結束了皇帝兩頭跑的歷史。但即便如此，由于天險三門峽等存在，依然有大段運輸路程需要耗費極大的陸路運輸，不過當時唐朝國力鼎盛，這點損耗承擔的起。之后安史之亂，關中人口銳減，再加上高溫氣候時期開始過去，也不再需要皇帝兩頭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