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百姓一粒粟就能養兵百萬”絕對是胡說，朱元璋總不能畫餅充饑吧？事實應該是平買平賣——糧食來自于百姓，但朱元璋是付了錢的。

那么，朱元璋的錢從哪里來？《中國通史》中沒有寫。但是《通史》中寫了朱元璋與元朝政府軍隊作戰，獲得無數戰利品。

于是可想而知，錢當然是從官府、從統治者那里來。像明末李自成一樣，“闖王來時不納糧”，因為可以從官府、土豪那里得到金錢，再用金錢向百姓購買糧食、兵器、服裝、給養。

朱元璋也好，李自成也好，“不納糧”是一種暫時的手段。當部隊人數較少的時候，戰利品可以提供足夠的給養。但當建立了政府、有一套管理體系之后，你還能去打劫誰？又從哪里得到給養？

要維持政府的運作，就必須向百姓征稅，這是一定的，也是正當的。古今中外，是一樣的道理。

那么問題來了，崇禎不收稅嗎？為什么他就沒錢發軍餉？

中國歷史發展到明朝中后期，面臨著一個重要的轉折：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減少了，商業的占比增加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經濟結構發生變化時，社會制度也必須隨之改變。到崇禎這里，又遇到了“小冰河時期”，連年災荒，對農業的影響極大。

所以，這個時期的統治者，必須把農業稅轉到商業稅上去，至少是調整、加重商業稅的比重，才能保證國家經濟正常發展。

可惜的是，“資本主義萌芽”是個亙古未有的新鮮事物，圣人典籍里沒有提到它，君臣都不知道該如何對待它。

不知道“應該”如何對待，那就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去對待。商家多豪富，有錢供子弟讀書，讀了書就能入仕，于是有話語權的大臣很多是商家后代。他們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堅決反對加征商業稅，諷刺這是“與民爭利”。

而外強中干的崇禎，也就屈服了，不敢堅持革新主張。

（解釋一下，各階層都在保護自己的利益。但是農業稅是自古就有的，農民、地主階層也不得不承認“種地納糧天經地義”。而商業發達是新現象，商業稅的增加也是新政策，受到了強烈抵制。）

國家要用錢。不管是為了對抗外敵還是內患，都需要加強軍隊建設，需要更多的錢。新創的商業稅不能征收，只好加重農業稅。

崇禎時著名的“三餉”即遼餉、剿餉和練餉，名稱都是說它們的用途。而它們的來源，無一例外，全都是田賦，也就是農業稅。

農業稅越重，農民越活不下去；農民越活不下去，就越起來造反；造反的人越多，就需要越多的部隊去鎮壓；部隊越多，養兵需要的錢就越多；需要的錢越多，崇禎就越收重稅——他跳不出這個死循環。

而富庶的江南呢，而新興的資產階級呢，而發達的商業呢，把“食?者不與民爭利”的古訓，當成最堅固的盾牌，擋住了崇禎急得發了綠的眼光。

也擋住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變革的良好機遇。

卻擋不住明朝的滅亡。